也谈“知足常乐”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也谈“知足常乐”
黄裳
读了一篇文章，谈到了“知足常乐”。作者说“这也确是一种人生的哲学”，并举出了反面的“不知足”的典型，“处处用着心机，计算别人”的王熙凤，同时还指出“知足”就是“（君子）坦荡荡”的“基础”。
王熙凤因为“不知足”，处处用心机算计别人；被她算计过的人吃尽了苦头，也难免“不知足”起来，加以抗拒，这就形成了荣国府内部和外部的斗争。尤二姐可谓极忍耐（也就是“知足”）之能事了，但弄到最后还是吞金自尽。不论怎么说，这总是对王熙凤的一种“抗议”，即使是软弱的、不足为训的，但总是一种“不知足”的表现则无疑。
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一直宣扬“知足”是一种“美德”，圣贤立言，神道设教，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几千年下来，到今天还是一种沉重的习惯势力。历史的真相则是，少数“不知足”的人要求绝大多数力求“知足”而不可得者采取更“明智”的“知足”立场，但一直不能获得完满的成功。事实证明，真能“知足”的人几乎是从来就不存在的，因此才需要费力地不断进行威胁利诱，这种宣传一直搞了几千年。
王熙凤的错处好象也并不在于她的“不知足”。按照“常乐”的“人生哲学”，她是应该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地当好她的“二奶奶”，把荣国府治理得井井有条，使上下和睦、家业兴旺，大小奴才们也安安稳稳地“各得其所”（一种理想的“知足常乐”的境界），贾府也因此而“兴隆勿替”。但这种美妙的乌托邦只有高鹗和许多《红楼梦》续书作者才会相信。曹雪芹则并不，所以他伟大。
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一封信里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话说了六十六年了，“广行”的意见好象已逐渐被人们忘却。我相信鲁迅的意见是正确的，并怀疑所谓“知足常乐”正是一种道教的“人生哲学”，实在不是什么值得称赞的东西。
“不知足”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那就是“不安于现状”。不安了，才力图“改变现状”，因此才有改革，才有发展，才有进步，才能有四个现代化。如果我们事事“知足常乐”，那么今天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满不错了，何必去冒不能“常乐”的风险呢？在这里，我觉得似乎可以确凿地说，“知足常乐”，正是大锅饭的思想与理论基础，而不是“坦荡荡”的基础。躺在大锅上面的人确也有人觉得心安理得，“坦荡荡”，但绝大多数人是觉得坐立不安、异常痛苦的，因此才要求改革、前进，这可并不是什么“常戚戚”。
我们也讲“知足”。例如党的政策的落实，要有一个过程。不能希望一个早晨把好事都办完了。每当有了进展，都使我们感到不同程度的欣慰与满足。我们是在“向前看”的前提下认识“知足”的。又例如，我们常用“忆苦思甜”的方法教育群众，目的是使人们不要忘记过去，更重要的是激励斗志，面向未来。决不是要求人们记得过去的苦难，满足于当前的“现状”，止步不前。对老同志来说，也希望他们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为革命事业继续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不只是简单地希望他们“知足”，不再为个人和家庭的得失而烦恼。今天我们需要的正是千千万万、“不懂得知足的人”，会“算计”的人，只要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算计”又有何妨！
长期的封建社会遗留下大量的思想材料，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定义与解释，是不能随心所欲地赋予新的解释的。象“知足常乐”、“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这一类“格言”，其命意、涵义都是毫不含糊的。怎能将“知命”说成是“懂得客观的规律，善于运用这个规律”呢？这样做，无异将一大批“隐逸传”中的人物都说成无比高明的哲学家与先知，而将无数志士仁人、改革家、创新者打成“蠢动”的“不知足”者。那效果简直就等于抽掉了中国人民的脊梁。
1984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