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纪实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纪实
农村知识分子为何下“跳棋”？
北京代表李瑜铭说，北京的知识分子数量较多，密集程度较高。但分布极不均匀，郊区少于城区，远郊少于近郊，边远农村更是稀少得很。山乡的农业生产上不去，这是个重要原因。家在山区的一些知识分子，第一步想跳进近郊，第二步再跳进城区。这下“跳棋”的趋势还在发展！
为什么他们要下“跳棋”？他们反映：农村生活艰苦，文化设施差，待遇不如城里高。常年在田野忙碌的技术人员，评职称时往往因拿不出学术论文而遭到冷落。“培养一万只优种鸡，还不如闷头写出一篇论文吃香”。他们最担心的是子女考不上好学校，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自己苦了一辈子，还耽误儿女一辈子。因此，迟跳不如早跳，跳一步就进了一步。
从领导机关工作的角度看，要承认“城乡差别”这个现实。现在却还有些不尽合理的、“重城轻乡”的措施或具体政策，应当修改。要适当提高农村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评定技术职称，不应当轻视实践经验的总结。对长年在野外的农业科技人员的生活补贴，应当从优。
放手让知识分子发挥作用
内蒙古代表陈文孝说：有些知识分子被提到领导岗位后，有职无权，“婆婆”们干涉太多，这也不放心，那也不放手，使他们无所适从。要给知识分子“松绑”，要给他们以必要的权力。
贵州代表梅庚安说：知识分子提到领导岗位，担任正职的少，担任副职的多，有职无权。他要搞新产品，不给实验基地；要派技术员外出学习，厂长不点头走不了，找我这个副总工程师，我也无能为力，急得掉泪。既然在岗位上，就应当放手让他们干，有职有责有权，独立地解决问题，大胆做好工作。
落实政策阻力不小
天津代表杨学敏说：在企业里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至今还有许多问题。我所在的公司有五百名科技人员，被吸收入党的仅有10％，比例太小。知识分子的住房也困难，分不到房，或分得很差，不如从事党政工作的干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负责干部，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至今不很理解，个别人还有反感，或明或暗地排斥打击知识分子。
辽宁代表、辽阳市市长李德琛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至今还很难，难就难在某些干部，他们手中有权力，又对知识分子政策抱有严重抵触情绪，屡教不改。必须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去做，把这样的干部调离领导岗位，排除阻力。我市灯塔化工厂一位大学毕业生，蒙冤入狱十年，放回工厂后，仍当临时工，支部副书记拒不落实政策。我们市政府负责人亲自过问，把这个支部副书记调走，对这个大学毕业生的生活、工作作了妥善安排，他很感激，先后试制出十多种化工新产品。事实教育了我们，工作必须做深做细做出成效。
天津代表、老教育家杨坚白说，现在教育战线没有很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教师当班主任很累，比一般任课老师要多消耗精力，但班主任的岗位津贴只有五元。这与付出的劳动量不相称。
解放军代表刘有光说，在国防科工委系统的技术干部队伍中，1966年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大都成为技术干部中的中坚力量。但是，现在这些同志生活条件比较差，他们的住房很挤，全家仍然挤在一间房子的，还有九百八十二户，其中有十八名高级工程师。这样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因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有一定的连续性，这与工厂生产不同，工厂机器停了，生产、消耗也停止了，而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却不一样，他们下班以后还要看书、研究问题，才能出成果。
河南代表李润田说，改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是当务之急。如住房问题，我所在的河南师范大学有近三百户的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没有得到改善。在他们中间老少三代四五口人住一间房子的不乏其人，不少同志只好坐在床上备课。特别突出的是青年知识分子。近二年我们先后留下二百多个毕业生当助教，四个人挤在一间十七八米的房子里很不方便，常引起矛盾。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
四川代表聂荣贵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抓紧解决五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一）首先要打破人才的部门所有制，同时鼓励知识分子到祖国需要的艰苦地方去。也要为他们的流动创造一些条件，如子女就学问题。（二）有些自学成才的，水平并不低，应该采取恰当的考核办法，予以肯定和承认。对有文凭的，也不应吃“大锅饭”。只看文凭，不看实际能力和贡献，吃文凭的“大锅饭”，在知识分子内部和外部，都影响不好。（三）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工作岗位关系，不能评职称，如在大学做党务工作的这部分人，影响了他们安心工作，也要适当解决。（四）评定职称工作应该迅速恢复。（五）知识分子待遇和工作条件，全国最好有一个大体的统一规定。如有的地方副教授按县团级待遇，有的地方按地、师级，这些差别也造成不必要的矛盾。
内蒙古代表王维珍建议，对知识分子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要允许人才流动；允许科技人员受聘；允许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承包社会上科研技术工作，并给予一定报酬。这样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
本报记者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