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起点——六届人大四川代表团讨论旁听记 [复制链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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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起点
——六届人大四川代表团讨论旁听记
本报记者　艾丰
“城市改革是走过曲折的道路。不过现在看，总理的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大的框架，改革路数越来越清楚了。这是令人振奋的。”重庆市委书记王谦这样概括他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后的想法。
四川是我国探索企业改革最早的省。1978年有六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1979年发展到一百个，1980年增加到四百个。这中间遇到了奖金是否封顶，扩权和调整的关系怎样处理等问题。进程的曲折使人们感到，把农村的“包”字简单引进城不行。直到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探索才深入一步。
人们从实践中逐渐理清了经济改革的两个基本问题：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关系。对后一个问题，中央总结了四川和全国的经验，提出利改税、企业建立各种形式经济责任制、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三者配套的办法，打破两个“大锅饭”，从而找到了城市经济改革的入手处。
代表们作了上述的回顾。有人认为，这套办法的提出，其意义可以同农村实行责任制的意义相提并论。
中央领导同志在四川视察时说过，农村改革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不搞“一刀切”。代表说，这个经验值得城市改革借鉴。
领导要站在改革的第一线，代表们认为这也是一条重要经验。四川省委副书记聂荣贵说，要推进改革，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肃清“左”的影响，不然很容易把一些改革看成“倒退”。同时，要改进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王谦同志讲了自己的体会，改革中有些该做的事情，并无现成规定可循，甚至要突破老的章程。这时候，领导人要敢于站出来说：“就这样办，错了我负责！”
当然，经济改革是件非常复杂的事，建立和健全“智囊团”十分重要。重庆市有三十多人的体改委，各局有体改研究班子，市经济研究所也承担这方面的任务；此外，他们还特别从中央部门和其他地方以烫金的聘书请了七八位高级顾问。去年召开了三次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
一大批闯将登上改革舞台，这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生动一幕。代表们议论更多的是怎样为这些“主角”演出更精彩的活剧打开场面。
讨论中，副省长何郝炬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个农民贩运粮食，调剂了余缺，自己也赚了钱，可前一段把他当成经济罪犯抓起来了。这个问题，应当妥善解决。作家马识途接着说：人家是开创者，打先锋，有功嘛！领导者要懂得改革的规律，我们文艺工作者也要研究“改革心理”。青年作家克非插话说：改革者，常常不是“座上客”，就是“阶下囚”。马识途说：我早就准备写一篇《戴着红花的囚犯》，只是时间紧，没来得及。
他们反映的问题引人深思：面对改革的新形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怎样适应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