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出力 为教育改革献计献策——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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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情出力为教育改革献计献策
——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三）
教育要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形势
戴安邦委员（南京大学教授）说，四个现代化的基础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教育事业要领先。我们正处在人类技术革命的新时期，我们的教育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要适应这种新形势。前一时期，各界政协委员都分别组成小组进行考察，而我们教育组没有行动。六届政协第一次会议以来一共收到委员提案一千零八十五件，教育界仅有四十八件。我们要提出更好的建议，做更多的贡献。教育界的委员责无旁贷。董纯才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插话说，我接受戴安邦委员的批评和意见。政协教育组准备下半年作教育改革调查。
林传鼎委员（北京师范学院教授）说，我国智力投资应与工农业生产投资比例相适应，要与实际发展情况相适应。我国解放初期文盲率80％，1982年降到23．5％，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1949年为2．2人，1982年增至11．4人，但比印度还低。搞教育改革，受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学校受到学生家长的压力很大。我不同意“高分低能”的说法，应对考试质量作出科学分析。
加快高等教育改革进度
郭麟阁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说，这几年我们的教育改革较工农业的改革慢得多，就是因为领导过于慎重了。要找到一个完善的改革方案，就要不断摸索，勇于创新。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基本上是按苏联模式制定的，机构臃肿，专业太多，组织分散。从学术上看，只有数量没有质量。有些边缘科学被忽视了，跟不上科学的发展。教学方法是满堂灌，不是启发教学，这样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建议重点综合大学恢复分院制，并建立研究院。在改革中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
教育要改革　步子要扎实
安迪伟委员（贵州工学院副教授）说，大办高教，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能挂大学招牌，上中专课。现在有个中专改大学的倾向，要引起注意。郭明秋委员（原教育部顾问）说，为了解决出路和待遇问题，搞中专升级，质量能否保证？张维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说，高校质量不能保证，对国家来说是很大浪费，从长远看是灾难性的问题。王于畊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建议教育部对1978年上去的二百所大学进行调查，看到底有多少合格。郭明秋委员说，这样做把劳动工资也搞乱了，差的毕业生和好的毕业生都享受一样工资，这不合理。韩德培委员（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认为，教育改革牵扯到体制、学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毕业分配、专业去向等很多问题，应该集中一些教育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认真研究。冯修吉委员（武汉建材学院教授）提出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不应太细，应着重基础。
改革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
杜同委员（四川工业学院院长）说，现在大学毕业生分配方法，不能调动在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些学生考入大学，就认为铁饭碗到手，不再努力学习。我认为应改革分配制度，从学生入校便严格执行考查制度（德、智、体三方面均计入成绩），毕业时按成绩排队，自选单位，不要总是大城市的学生回大城市，农村的学生只能进中小城市。如果教育部同意，我们四川工业学院愿意做试点。
卢鹤绂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认为，学校中存在着严重的人事体制问题。目前大学生培养、分配和使用结合得很不好，原因是人事部门把着权不放，对改革心里不舒服。项子明委员（北京大学顾问）说，主要是人事部门“左”的弦绷得太紧。
权力下放是改革的重要方面
张维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说，经济体制改革，权力下放，教育部是否也应放松一些。教育部对学校管得太多，学校对系管得太多，而对下面情况往往不很了解，必然产生官僚主义。权力下放，是搞改革的重要方面。
中、小学生负担过重，亟需改革
傅承义委员（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名誉所长、学部委员）说，目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孩子从出托儿所到上小学、中学，一直到上大学，十几年都很紧张，但是效果却不好，出来的学生质量不高，知识面很窄。这样下去，不是培养新生力量，而是摧残新生力量。殷宏章（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所名誉所长）、施履吉（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江厚?（机械工业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顾问）等委员认为，改革教育制度很迫切，学生负担过重是普遍现象。上海小学就开英语课。“重点中小学”制度利少弊多。由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不了，中、小学教员地位还很低，许多师范学院毕业生不愿从事本行工作。现在是小学收学费，中学也收一点，大学就不收了，这不合理，应该倒过来！由于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差，影响了大学生、研究生的水平。要开发智力，必须加快中、小学教育制度改革的步子。
中小学教师的物质待遇必须有保证
葛志成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兼秘书长）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能光着眼于高级知识分子，也应该注意中小学教师。科学家、工程师都与中小学的培养分不开。基础打不好，就谈不到现代化。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重，待遇低，生活条件差。要调动中小学教师的积极性，除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外，物质待遇也必须要有保证。
社会各界应支持民主党派办学
张毕来委员（民盟中央执行局委员）说，去年南昌市税务局向民盟南昌市委会举办的求实业余学校及南昌市其他民主党派几所业余学校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这个业余学校是民办学校，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而国家财政部门反而向它收税，这种做法是十分不合理的。经交涉，南昌市税务局表示从1984年可“暂免征集”，但1983年仍扣掉了求实业余学校的公积金一万元。
据有关部门调查了解，各地主管教育的部门对民主党派办学，并未给予应有的支持，有的地方还加以刁难。
国务院应有一位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抓教育
汪金丁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和张维委员提出，副总理、国务委员中有抓工业的，有抓农业的，不知谁是抓教育的。教育至少也应有一名副总理或国务委员负责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