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生活 深入生活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重视生活 深入生活
丁玲
研究延安文艺，继承延安文艺的革命传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陕西省创办《延安文艺研究》期刊，也是非常有益的工作。
研究延安文艺，也是研究党的文艺史和党的文艺传统。延安文艺，是在抗战时期，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关怀和正确领导下，文艺工作者向人民学习，和人民一起共同斗争的结果，是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延安地区，局限于抗战时期。我们不能把它看小了，看窄了。
毛泽东同志1942年写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毛泽东同志文艺思想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讲话》完全是从实际工作出发，从抗日战争的需要出发，从全国人民所赋予文艺工作的历史使命出发的。它要解决“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主要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主席看到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很多问题，基本的问题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从上海亭子间搬到延安的窑洞，不等于就同群众结合了，熟悉了，“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讲话》正确估价了革命文艺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特定地位和特殊作用，也提出了文艺工作者在新的描写对象和新的服务对象面前所担负的新的战斗任务。它反复教导我们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脱离人民，只有从人民的斗争生活里才能产生有生命力的文艺。把《讲话》看成是一时的需要，政策的条文，没有多少永久价值和长远意义，是不符合事实的，对革命文艺和革命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延安文艺，出现了大批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家和作品，称得上是一个新时期。最近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就是从各方面反映了延安时期的创作活动盛况。以秧歌运动为开端的戏剧创作和演出，赵树理、周立波的小说，柯仲平、艾青、李季的诗歌，古元的木刻等等，都是《讲话》之后涌现的有影响的作品。延安之外，各个解放区以及大后方所产生的大量文艺作品，都与延安文艺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的联系。它们是延安文艺的继续和发展。有些作家，在延安时期就写了不少作品；有些作家，虽然在延安时期没有写什么，但后来在别的解放区写了很好的作品。这很象春天的良种，到处播撒而到处生根、开花、结果。如柳青的《种谷记》以及《铜墙铁壁》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而不是在延安写的，但他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写成的。其他解放区的作家象赵树理、马烽，象部队的魏巍、胡可这些同志，就是在党的文艺思想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年轻作家，经过学习，他们的主要思想也是沿着这条红线继承和发展下来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培养了一代人，今后还将继续教育培养下一代和下几代人。
群众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是无庸置疑的。有些人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他们以为文艺是属于天才家的，倘有天才，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出很多东西。但是事实决非如此。史铁生能写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样真实感人的作品，是因为他有陕北农村的生活。如果他没有这种生活，没有这种非常熟悉的动心动情的生活，无论如何他是写不出来的。这些年，有些同志在创作上碰了钉子，得到了经验，头脑清醒些了，开始对生活重视了。这是进步的表现。
重视生活，但如何深入生活，仍然值得探讨。不同的人，不同的条件，可以有不同的深入生活的方式，不必一个样。生活里面任何地方都充满着斗争。所谓深入生活，就是要求我们和群众一起，在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运动中，成为斗争的一员，不光是浮光掠影的走马观花，更不是拢着双手的隔岸观火。这就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有热情，也就是要有革命的激情。到延安去的一些老作家以及在延安培养出来的很多年轻作家，抗战胜利后，他们告别延安，散布到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他们仍然保持了延安时期孕育和锻炼的那种革命的思想感情，坚持正确的文艺路线，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力，写出了一些不朽的传世之作。对生活要有热情，也就是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如果没有这种热情，不能始终保持这种热情，就会缺少对群众生活的正确理解，更谈不上正确的表现。把仅有的那点生活写完了，就难以为继了。形势在发展，生活在前进，作家的思想感情也得跟上去。否则，你只能视而不见，可以看见生活，看见种种表面现象，其中革命的东西却看不见了，抓不住了。因此，我们老作家、新作家要认真总结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的革命传统，坚持深入生活，和人民群众一起，用文艺作武器，为振兴中华，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继续做出贡献。
（本文是作者对《延安文艺研究》编者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