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参加改革 热情支持改革——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四）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积极参加改革 热情支持改革
——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四）
继续放宽开放政策好
笪移今委员（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说，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体制改革是内因，对外开放是条件，两者必须结合起来进行。有些领导很保守，我们要敢于说话，敢于揭露有人把不正确的东西当正确的东西去做。现在继续放宽开放政策，这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好得很。
改革流通渠道，治疗“肠梗阻”
汤蒂因委员（上海市民建副主任委员）把流通渠道不畅比为“肠梗阻”。她说，在制笔行业除了少数地区供不应求，不少地方产品积压，内外销都出现了“梗阻”现象。是我们的产品对外没有竞争能力吗？根本不是。最近我们制笔协会有人应邀到美国，带去了我们的“英雄”、“永生”牌金笔、香水铅笔等产品，美、英、法商人说，没有想到你们的水平如此高。可是外贸部门却不愿经营。工贸矛盾很尖锐，需要“松绑”。我建议应从工贸结合入手进行改革。金笔内销难的原因是我们的商业部门官商作风严重，等客上门。赵总理报告中从五个方面提出改革措施，我想再提一点建议，即采取聘请推销员的办法，一种是有较低的固定工资，再按推销额给予一定比例的奖金；另一种是委托推销，无固定工资，小企业没有编制关系，按销售额的一定百分比提取津贴和奖金。湖北省制笔公司去年积压铱金笔二百多万支，经过请推销员推销，库存已经合理。
“垄断”不利于四化建设
林华委员（国家计委咨询组副组长）说，现在工业、商业等行业中有“垄断”的现象。长江航运局就垄断了长江的航运。长江只准“长航”的船走，任何码头不许别的船靠。社队的木船也不让走。江苏仪征化纤厂请来海轮运几个大设备，“长航”却不准海轮入江。重庆许多工厂建在江边，都有船，但不让走。有些部门封建垄断很严重，这个垄断不打破，会影响四化建设。
北京的商业工作应带个头
宋致和委员（国家物资局顾问）说，工农业形势大好，薄弱环节是商品流通。许多地方产量年年上升，但流通环节死，产品运不出去。安徽库存药费利息每年就达五十万元。
他说，目前，北京的商业工作同首都身份不相称。北京的小商品、饮食服务业历史悠久，是有传统的，论条件是全国第一，但为什么商业工作不如天津、上海、广州？赵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应当把国营商业中的小型企业，特别是其中以劳动力为主的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和小的零售商业进一步放开，改由集体承包经营或租赁给经营者个人经营，开拓服务领域，方便人民生活。建议北京市在这方面带个头，解放思想，大胆地干出个样子来，给全国做出榜样。
科学研究也要从政策上进行改革
俞宝传委员（北京工业学院教授）说，科研奖励应该以精神为主，物质为辅，可现在没有物质奖励推动不了工作，奖励办法又很不统一，有些国家科研项目既无奖金，又无加工单位，而协作科研项目有利可图，加工也方便。当前科研工作有三不如：（1）国家任务不如协作任务；（2）国防任务不如民用任务；（3）长期任务不如短期任务。这种情况严重影响着国家科研工作的进展。
钱家治委员（邮电部科技局总工程师）说，国家科委抓的项目太多，结果哪项都抓不好。建议科委主要抓科技界的方针政策，再抓一些重点项目，其它项目都放下去。
科研体制改革不能采用一种方式
王岳委员（福建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说，赵总理报告提到，科研单位要从国家事业费开支发展到经济自立，这是我国科研单位改革的方向。但科研所有开发、应用、基础等研究，对不同模式的研究所应采取不同办法。赵总理提的办法适用于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科技单位，对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单位，尚需考虑另一种方式。因为前者容易获得效益，后者不易马上见效。建议根据科研课题及其重要性，给予研究基金，过一两年检查效果后，再决定基金收回或继续发放。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不可分割
千家驹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说，为什么深圳特区发展得那么快？其原因即在于深圳有较大的自主权，实行了一系列体制上的改革。深圳三天可以盖成一层楼，而且是高质量的，内地则三个月也盖不成。他们奖罚分明，奖金不封顶，因而调动和发挥了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了速度，降低了造价，保证了工程质量。蛇口有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不可分的，其目的都是为了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四化建设。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价格体系问题；二是劳动工资问题。由于我国的价格与价值背离的现象相当严重，我们就难于利用价值规律这个杠杆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农产品价格倒挂，国家亏损严重。农业愈丰收，财政部的日子反而愈不好过。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虽然短期内还不具备全面改革的条件，但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因为这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必要前提！影响效益的第二个问题是劳动工资体制。有人认为“铁饭碗”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表现，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曲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允许饿死人，但也决不是养懒汉的制度。一个企业必须定员定额，多余的超编的职工应该由政府来救济，而不能由企业包下来。可以考虑设立一个社会保险部。厂长或经理必须有充分的人事权，这种用人之权有时比财权还重要。“大锅饭”与“铁饭碗”是妨碍我国经济效益提高的两大绊脚石。这两块绊脚石不搬开，要提高经济效益是有困难的。
关于对外开放的问题。有人问，经济特区属什么性质？特区的经济性质可以表述为“经济特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或领导）下，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要成分的多种经济并存的综合体。”它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一部分，领导特区经济建设的是中国共产党。弄清特区的经济性质，我们就能理直气壮地引进外资，大胆放手地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深圳的自主权比内地大，因此深圳的经济发展就比内地快。“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只要我们松松绑，多下放一些自主权，人们的积极性就会象原子能一样发挥出来，经济效益就可以成倍地提高。
我国过去三十年来，对管死经济的经验多，而对如何搞活经济的经验少。深圳经济特区的实践证明：不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不努力提高办事效率，对外开放政策就难以落实，优势也难以发挥出来。当然，我们决不能搞分散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经济特区决不是“独立王国”，它是我国国民经济总体的一部分。经济特区作为一个整体，要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而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各个“条条”的微观指导。为了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必须建成以引进技术、引进外资为主，实行进出口贸易自由、资金进出自由的综合性经济特区。要搞好特区建设，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肃清过去“左”的一套思想流毒。
人才浪费应当引起重视
曹鹤荪委员（国防科技大学教授）说，现在知识分子少，而使用不当、积压人才的现象十分严重。搞协作也很困难。经济上讲效益，人才使用上也需要讲效益。卫星上天、亿次计算机的制造成功都是许多单位协作的结果。我感到，智力协作和人才流通很重要。
曾昭科委员（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教授）说，我回国二十多年，感觉我们有两多：人多、时间多（效率低）。把物资的浪费看做是浪费，而没认识到人才浪费、时间浪费是更严重的浪费。
大胆提拔青年科技人员
钱钟泰委员（中国计量科学院副总工程师）说，目前科技工作的重担已逐步转移到青年科技人员肩上。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是能力最强的时期，这一年龄段不乏人才。1978年我收的研究生，有的工作能力已超过我。现在“论资排辈”思想严重，青年科技人员很难得到提拔，入党也很难。要开创新局面必须起用年轻人。要有战略眼光。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董竹君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说，四化需要知识，犹如植物需要阳光和水。中国不是缺乏人才，而是没有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方面有不少问题。如有的人专业不对口，有些部门宁可把人锁在“保险箱”里不用，也舍不得放，这是有碍四化发展进度的。专业对口很重要，我建议从全国政协开始，各级政协出力，参与调查研究与监督工作，使人才对口，不浪费人才。
夏行时委员（建筑工业出版社编审）说，现在中年知识分子有“三重二差”，即工作任务重，家务劳动重，经济负担重；待遇差，健康差。在劳动分工上也有不合理现象，现在“会”太多，不少是拖延推诿会，这是无效劳动，从时间、精力上捆住知识分子。中年是取得成果的黄金时代，中年知识分子本来少得可怜，应该给中年知识分子“松绑”，以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选拔干部应从组织、管理能力等人才结构上去考虑。
人事工作急需改革
罗沛霖委员（电子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说，目前人才流通还存在很大问题。许多人事部门，不懂业务，不懂技术，随意配备干部，长此下去怎能振兴经济呢？我认为，科研工作部门的业务领导干部应有权自己选助手。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
郎钟騋委员（铁道部技术顾问）说，党委管人事是正确的，问题是现在一些科研单位的人事部门，轻视专业人员和搞理论研究工作的人员。我认为，人事干部既要有实践经验，又要有专业知识，更要有正派的作风和坚强的党性原则。
应当改革干部制度
贡唐仓·丹贝旺旭委员（中国佛协常务理事）说，我们的干部制度应当加以改革，现行的干部制度与新形势是不相适应的，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干部的“铁饭碗”制度，在这个地方干得很糟，呆不下去，又原职原薪调到另一个地方去。这不仅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危害，也助长了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现在工厂和工人取消了“铁饭碗”，干部的“铁饭碗”制度也应该取消。二是有些领导干部宗派主义思想严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拉帮结派，搞不团结，对方出了问题便高兴。希望中央对干部制度很好研究一下，不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