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大风歌”——人大代表盼望快出人才多出人才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新时期的“大风歌”
——人大代表盼望快出人才多出人才
本报记者　黄际昌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朝的“三侯之章”《大风歌》，表达了刘邦对人才的期望。
今天，一首新时期的“大风歌”又回荡在人民大会堂内外。几千名商议国事的人民代表，个个都是歌手。他们无论谈改革、开放、翻番，还是谈新的技术革命，都谈到人才问题。一位前清出生的老代表，抖动着手里的《政府工作报告》说：赵总理谈知识分子，在这本子里占了三页。我看，哪一个朝代都不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求才若渴”。
在大会堂上海厅，上海市市长汪道涵谈“人才战略”时说：我们上海与内地一些城市比，人才还算多的；但与发达的西方城市比，就显得太少了。今后急需三方面的人才：掌握现代科技的专才，精通经营管理的将才，熟知宏观经济的通才。光靠现有几十所大专院校，难解近渴，要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广开才路。荣毅仁代表在一旁插话：国外有句流行的话：世界上最理想的投资场所是中国，中国最理想的投资场所在上海。汪市长接过话去：我们上海人天天面对太平洋，但有几个人晓得它的深浅呢？我们不能老“泡”在黄浦江里，要“跳”进汪洋大海学游泳，培养出更多的现代化的人才。
全国著名的人才摇篮——清华大学，也发出“后继乏才”之叹。刘达同志在人大代表北京市小组会上清了清人才的“家底”。乍一看，清华人才密集，似乎“过剩”。仔细分析一下，现有师资队伍的构成，并不乐观。在全校现有三千五百五十七名教师中，教授一百零五人，平均年龄六十四岁；副教授六百八十九人，平均年龄五十二岁，二者相差十二岁，这是一个不短的距离！中青年教师虽然数量大，但工资低，待遇薄，负担重，不少人健康状况欠佳。如果不及时调整政策，采取应急措施，若干年后，“脱班”的危机就会表面化。再看看国家下达的任务，到1990年，全校大学生要达到一万五千多人，还要出一批研究生、博士，还要接收外国留学生，还要办干部进修班，更繁重的科研项目有待完成。到那时，教学人才的赤字就大了。百年树人，事不宜迟。刘达在会上提出，坚决改革教育体制，采取“特殊”政策，加快培养人才等九点建议。
“人才出在西方”。沿海城市代表不赞同这种看法。代表们说，中国人脑袋并不笨，在西方科技领域里唱主角的，不是有不少中国血统的佼佼者吗！各地代表提请大家注意：引进是为了赶超。中国的现代化要靠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
“人才尽出在沿海城市”。内地代表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沿海的人才固然多于内地，但内地也有育才的沃土。石油有“海相生”和“陆相生”之议，人才何尝不是这样。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多年的智力支边，有力地促进了边远地区的开发；而从多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崛起的人才，近年来是在不断增加的。
京、津、沪代表呼吁：打破“中国无才”的自卑感，打破本位主义，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观念！人才不可囿于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城市，要面向全国。现在的矛盾是：一方面缺才，另一方面积压浪费人才的现象相当严重。清华大学算过几笔账：到1990年，需要能带博士研究生的教授约三百名，仅靠现有桑榆之年的教授显然不行，而校内有一千三百多名教师是1950年前后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经过三十几年的实践锻炼，有相当数量的人接近或基本上达到教授水平。人才积压，不能流动，带来的不良后果越来越明显了。几千人淤在“积水潭”里，或“近亲繁殖”，或各立壁垒，怎能不妨碍人才的生存和发展！
人才，作为重大战略问题列入了代表们的议事日程。他们就这个问题拟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提案。人才促改革，改革出人才，大批新秀今后将似江河活水源源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