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术治愈“精神分裂症”的经过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针灸术治愈“精神分裂症”的经过
　　马健行
昨天人民日报公布了我给编辑同志的信——中国针灸术治好了“精神分裂症”，很多人都来问我：杨秀容患病的经过详情怎样？我想，我是杨秀容在燕京大学的同学，在她患病时又是护理人之一，为了提供全国医学界对中国针灸医疗法的研究与推广，因此，将她患病与治愈的经过作一较详细的介绍是很必要的。
杨秀容，今年二十五岁，四川人，一九四五年入成都燕京大学，一九四六年随校复员来北京。一九四七年夏季，发现腰痛头晕，但以全国学运正迎接着解放战争，渐入高潮，杨是燕京学运的积极分子之一，不顾病痛，坚持工作，八月，病况转剧，经北大医院检查，断定系脊椎骨结核，须睡石膏床休养，痊愈时期很难预定。
一九四八年一月，蒋匪帮的魔掌伸向全国各大、中学，许多同学被迫逃亡，斗争尖锐起来，战场日益逼近城郊。杨秀容原在卢永春医院休养，回家，没有交通条件，留在北京，没有适当照顾的人，最后转移到上海。同年四月，到公济医院检查，据陶乃煌医师的报告说，症状大见好转，但仍须静卧数月，并重制石膏床一具。六月的上海，气候极为炎热，因躺在石膏床上很难受，加以缺乏医学知识，盼望离开病床之心太切，遂于七月间开始起坐行动，八月初，再到公济医院检查，陶医师劝令再躺，并经中山医院检查，也提出同样意见，只好遵照医生意见再躺下去。
此后，即偶然发现失眠和大便不通，及思绪飘忽现象。在这时期，病者常自己努力找些事情做，如编织、阅报、听音乐、读小说，但同外界的接触除了通过护理人和偶尔一二朋友访谈之外，可以说是完全隔绝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上海仁济医院检查，经毛文贤大夫主治，施行脊椎固定术，手术前后各输血三百公撮，并注射盘尼西林，手术经过良好，病人精神很愉快。出院时医生嘱咐说：一般病人，经过这样手术后，半年才可以起床，并须穿一个钢丝夹背，即可行动。
但出院后，失眠，大便不通，头晕，沉默，思想飘忽的情况仍不知不觉地继续着而且发展着。
八月间我适返北京，上海经历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大风灾，交通断绝，电源阻塞，病者一个人睡在一间楼房里，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戟。
十月，病者再住到仁济医院检查，以为半年已经过去，病必好转，但结果脊椎固定处并未长好，“血沉”很大（每小时五十ＭＭ），不能起床。出院时大夫提出，为了增进疗养效果，应注射连霉素六个星期，每天两次。
经济上的负担增加了，孤独的感觉也增加着，精神方面的恍惚和大便秘结的程度也增加着（经常服用泻药，三——四天一次大便）。连霉素继续注射着。
十二月底，连霉素四十二瓶也注射完了，钢丝夹背也做好了，但根据仁济医院叶大夫的意见，“还要再躺两个月看看”。
几天之后，仁济医院的毛文贤大夫来看她，并且告诉我说她可以起来，但须继续注射连霉素六星期（仍是每天两次）。到了一月中旬，第二次连霉素注射已由一天两次改为一次集中注射（注射量相同），这样注射了二十二天，病者在一九五○年一月九日晚上发生了突然变化。病者漠然凝视远方，脉搏每分钟一百二十次，略有发烧（摄氏三十七度七），不肯饮食，也不回答问题，第二天送到仁济医院，经过了一系列的检查，并抽验了脊髓液，照了肺部和脊椎骨的爱克斯光片子，一切事实都说明病者生理情况很正常，血沉也较前降低为每小时三十五，脊椎骨固定处也长得很牢固。最后仁济医院特约韩芬大夫（澳籍）会诊，她检查后认为可能是假性木僵性忧郁症，可能是由于注射连霉素的影响（见该院于一九五○年发出的诊断病历书）。韩芬大夫建议，最好使病者多活动，与她的家庭接触，在适当的时期结婚，如果情况不好，“是十分麻烦的问题，脊椎骨的毛病促成了精神分裂，要医治精神分裂；必须使用剧烈的医疗，（电疗或注射因苏林）而剧烈地运动，对于脊椎骨有毛病的人是无法使用的。”
出院后一两天，病人情况略见好转，每天起坐半小时，然后渐渐增加活动时间和方式，有时也说一两句话，但对一切事物漠不关心，非常被动，连吃饭和大小便都要劝才肯动作，夜间以为她睡了，扭开电灯一看，她大瞪着眼睛，有时也能唱几句歌，下下棋，到了三月，已能上下楼梯，并且还有一次乘了轮渡，到郊区去游览，但除了吃饭之外，一切行动仍延续着被动情况。经过各处接洽，得到同济教授刘裕德的同意，给病者作了检查，他断定是“精神分裂症”，必须到医院治疗，最好送红十字会医院，注射“因苏林”三个半月，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后来又向专家粟宗华接洽，他的判断和刘相同，并建议不要入红十字会医院，只有闵行县普慈疗养院比较适宜。经过一番交涉之后，已到四月中旬，该院允许收留。当送病者去闵行时，她竟打破了四个多月的沉寂，拒绝离开原来卧室。送去之后，和各种精神病患者一起住在一个极长大的房子里，室外锁着铁门，隔窗相望，她还认识我，并且潜然泪下，再行问话，仍是沉默不语，恍如隔世！
五天之后，得普慈疗养院通知，说杨秀容拒绝起床，拒绝一切饮食已有三天，院方已感束手，打了两针强心剂，又送她回来。接出之后，第一、二两天，精神有些兴奋，行动很敏捷，也肯吃饭，下棋。第三天之后，忽然痛哭失声，并说：“完了！完了！”恰好这时她家有信来，读信给她听，她不胜愤激，撕毁家信，痛哭不止，此后竟卧床不起，闭目不视，闭口不食，每隔二、三日进饮食一次，隔日小便一次，大便一周灌肠一次，渐渐地连灌肠也无效，腹内积便如鹅卵累累，肢体日益消瘦，气息奄奄，再度向粟宗华医师询洽，他的回答大意是：无法可想，时日一久，因营养不足，势将引起肺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七月二十日的早晨到前门车站，第二天下午，即邀到魏玉麟大夫诊视，并到中央人民医院，拍照爱克斯光片，又由钟惠澜大夫、孟大夫会诊，结论是：骨病虽好，尚不能脱去钢丝夹背，至于注射“因苏林”或电疗，更非病者所能担负，这与上海西医诊断完全一致。我的父亲这时介绍我去看朱琏同志（现任中央卫生部妇幼局副局长）。从七月二十四日起，朱琏同志在宿舍里会同她的学生许式谦大夫施行初诊，当时扎了几针，回来之后，病者即能开口饮水。朱琏同志当时就肯定地、亲切地鼓励我们，要细心、耐心地好好护理病者。要按时替病者按摩，帮助病者运动。朱琏同志看了病者的爱克斯光片子后，坚决主张把那个钢丝夹背去掉，并且说这个病症，经过一定时期的调养，是可以恢复健康的。
我们不敢完全相信朱琏同志的话，又不能不信；她是那样肯定，那样充满信心，那样认真负责，又是那样慈蔼亲切！此后，每隔三天，许式谦同志就冒着盛暑，骑了车子跑来替病者扎针，一个星期之内，就恢复了病者的饮食机能，每日三餐之外，还吃些水果，小便也正常了，大便还要注射甘油，但再无积便现象。一个月之后，病者已能张目视物（最初一睁眼就流泪），并能咀嚼食物，同时也能起立行走，但胆量极小，极怕生人，心脏跳动极不规律，而且绝不张口说话，也不表示任何意见，稍不如意，便全身僵直，像一个木人，或是全身绵软。两个月之后，肢体逐渐恢复，体重由原来八十几磅增加到一百磅左右。
现在，从去年七月底算起，杨秀容已进行了整整半年的针灸治疗，就正当笔者写这文字的时候，她已能唱歌、写信、写日记、看话剧、电影、打乒乓球、下象棋、围棋、打扑克牌，并且几乎是能够正常地讲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