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兴旺磨难多”——记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在致富路上的遭遇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通讯

“事业兴旺磨难多”
——记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在致富路上的遭遇
本报记者　余焕春
经过1979年至1983年五年努力，大邱庄已不再是单调的、世世代代依附在耕地上搞粮食的旧农村了，代之而起的是色彩丰富、生机勃勃的、农工商各业并举的新农村。大邱庄真的富起来了，去年纯收入六百万元，人均收入一千二百六十六元。但是，大邱庄的带头人、党总支书记禹作敏并没有因为村子由穷变富而舒展他那满脸皱纹，相反，皱纹比三年前更深更多了。禹作敏感慨地说：“事业兴旺磨难多！”话中流露出他思想上有一种难以解脱的压抑感。为什么？
中央某机关一位同志访问大邱庄后，写了一封信给禹作敏，并附了报纸上的一篇短文，文中说，“某人在尚未冒尖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而当他一旦冒尖了，立刻就有人出来挑刺。先查有无历史问题，再查有无经济问题，三查有无生活作风问题，如果‘三关’皆过，那么还有第四查，则要看此人是否骄傲，而这一条准能找出毛病来”。这就是问题的答案。
两道政治关
其实，禹作敏遇到的不是“四关”，而是“五关”。首先是两道政治关：你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你是不是离开了政策大方向？
禹作敏当过十一年会计，八年生产队长，十二年大队党支部书记，经历过一次又一次运动，结果还是把大邱庄折腾得越来越穷。他总结历史教训，决心改革农业，改变全村三千人（劳力只有一千二百人）守在地里搞饭吃的局面，把大部分劳力解放出来，搞副业，发展工业，使全村尽快富裕起来。办法就是实行承包责任制，不吃大锅饭。
改革刚刚开始，社会上吹起一股冷风，“大邱庄又在搞‘三自一包’”，“禹作敏搞倒退，复辟资本主义了”。县委也有人不赞成，认为农民以农为本，以粮为主，把大量劳力从农业解放出来搞工业，是偏离了方向路线，劝禹作敏别走这条路。禹作敏没听“劝阻”，而是按三中全会指引的路子走了下去。
五年里，他搞了三次改革，五次调整，建立了一套“统一经营，专业承包，联产到劳，累进计奖”的经营管理制度。勤的、贡献大的受奖；懒的、没有贡献的受罚。马德良去年承包土地一百三十七亩，产粮九万八千斤，完成承包任务好，年终收入一万六千五百元。禹作安承包土地十八亩半，产粮三千一百六十斤，没有完成承包任务，只得五百五十元。
在大邱庄找不到干与不干、干好与干坏一个样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使大家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过去一千二百个劳力全部生产粮食，最高年产量二百四十万斤；1979年减为五百五十个劳力，年产粮食反而增加了四十万斤；1982年减为二百二十个劳力，年产量又比五百五十人生产的粮食增加二十万斤；1983年减为一百八十个劳力，这年大旱，粮食、油料总产量仍达三百万斤。劳力少了，生产的粮食反而多了。大邱庄不是丢掉农业，而是打破了平均主义，丢掉了大锅饭，发展了农业。这样做，上合中央精神，下受群众欢迎。说禹作敏搞资本主义的人，说办工业偏离农业发展方向的人，默不作声了。
禹作敏硬是顶着不公正的舆论压力，组织农业剩余劳力办了大小九个工厂。这些厂子实行大邱庄式的经营管理制度，当年建厂，当年投产，当年受益，发展很快。去年工业总收入高达一千八百四十二万元，居全国队办企业之冠。工业发展快了，也有人怀疑。于是又有人散布说，“小工业与大工业争原料，以小挤大”。禹作敏承认小工业与大工业是有个“争”与“挤”的问题，但事在人为，办得好，小工业与大工业就能互相依存，互相支援，共同发展。大邱庄目前工业产品有十几种，行销全国二十二个省市。他们的工业原料主要是吃大工业剩余的边角料。冷轧带钢厂、制管厂两年吃大工业废料二万二千吨，为大工业提供了九千吨带钢，七千六百吨钢管。印刷厂去年一年使用残缺新闻纸三千令，给许多用户提供了方便。当然，还有一部分原料，要靠市场调节。如果说“争”的话，那就是争用户，争信誉。大邱庄以优质产品，周到服务，争得了大工业的支持。禹作敏说：“我们不是‘以小挤大’，而是‘以小促大’，是大工业的助手。”
无中生有的经济罪
政治上搞不倒他，就查经济，设下第三关。如果说前两关属于认识问题，那么，这经济关的性质就不同了，它磨人锐气，消人意志，也最能发人深思。1982年7月，县委根据匿名信提供的材料，由县公检法和纪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大邱庄，清查大邱庄所谓“经济犯罪”问题。写信人诬告大邱庄和禹作敏行贿、纵火骗财、投机倒把，把大邱庄劳动致富，描绘成发“横财”。诬告内容，不胫而走，静海之内，谣传四起：禹作敏被捕了，卧轨自杀了，喝敌敌畏了……弄得大邱庄人一时抬不起头来。
调查组进村前，禹作敏去县里要求县委听听“被告”意见。县委个别领导不由分说，竟武断地说：“我就不信查不出问题来。”禹作敏听了不寒而慄，不由地想起前县委书记于兴泉。1978年底，于兴泉提出实行责任制，打破大锅饭时，对禹作敏说：“改革要冒点风险，你大胆搞，出了问题，我来承担。”眼前的县委领导的态度，同他的前任态度是何等不同啊！
禹作敏心中愤愤不平，但这种不平与事业比起来还是渺小的。他没有被诬告与谣言压倒，而是鼓励大家振奋精神，顶住各种压力，继续改革，一心一意要把大邱庄建设好，使大家生活更加幸福。
长达七八个月的调查终于结束了，所谓“经济犯罪”的三个问题，全是无中生有。大邱庄大队要求查处诬告者。县委却有人表示，对写信人要保护。当禹作敏向县委要调查结论的时候，县委一位负责人说：“查查你有什么不好？你没有那些问题，难道还没有不正之风？”
所谓作风问题
这样，又有了第四关，所谓作风关。大邱庄三千多人，同二十多个省市的七百个业务单位有关系。禹作敏在处理这些内外关系时，始终坚持大邱庄的约法三章：不到群众家吃请；收到外单位送的礼一律交公；请客送礼，谁请谁送谁花钱。禹作敏以身作则，从不计较金钱、物质上的得失，他的个人收入有一半以上花费在集体事业上。他作风正派，赢得了群众的心，深受大家拥戴。但县里有人不放过他，一有机会就查他的所谓作风问题。1982年的调查余波未息，1983年10月，禹作敏生病住院，因抽带过滤嘴中华牌香烟，吃村里人送来的螃蟹，同房病友看不惯，互相说了几句带刺的话，被人渲染、夸大告到市里，说“禹作敏以土皇帝自居”，又搞了一起新的调查。县委没找禹作敏本人核实，也没同党总支见面，便将调查报告以“情况属实”上报市里，而禹作敏还蒙在鼓里。
几次调查都证明大邱庄和禹作敏没问题，但县委不肯罢休，硬是要给村里村外的人造成有问题的印象。请看：1981年，公社报禹作敏为模范党员；1982年，公社报大邱庄党支部为先进支部；1983年，公社报禹作敏为天津市劳模，这三次，县委都不批。公社党委一位负责同志感到不平，愤愤地说：“县委不支持，我们支持，县委不承认，我们承认。禹作敏搞责任制走在全县前头，他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别人没有想到的，他想到了，别人想到的，他做到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大邱庄是客观存在。”
过不了的骄傲关
禹作敏骄傲，不听话，这恐怕是一道永远过不了的关。禹作敏没有忘记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但大邱庄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大胆改革，五年总产值翻了四番，由穷变富，全村人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这难道不应该吗？！对官僚主义者的责难，对
“左”的思想、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闲言碎语，坚决抵制，这也叫骄傲？！如果都唯命是从，还有什么改革？大邱庄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发展工业，提高农业，办学院培养大专人才，请专家和律师当顾问，订购飞机，买电子设备。禹作敏充满信心地说，再过五年、十年，大邱庄的理想实现了，还要骄傲，让他们去说吧！
现在，大邱庄这个“客观存在”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到大邱庄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县委不久前也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对这一先进典型认识不足。但问题并未解决。有的人至今仍对禹作敏和大邱庄持怀疑态度，还在吹“有问题”之风，禹作敏和大邱庄人仍感到有一种难以解脱的沉重压力。
先进典型有不足之处，走在改革前面的人有缺点毛病，不是说不能碰，不能批评，真有问题，应该调查。问题是要采取支持、帮助、爱护的态度，帮助他们克服缺点，继续前进。那种助长散布流言蜚语和诬陷中伤的无休止的所谓调查则应该结束了，为立志改革的人创造一个适合改革的环境和气氛，也不失为一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