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大别山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大地

重返大别山
叶君健
大别山是横贯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边界的一条山脉。它西接桐柏山，东延为霍山，是长江和淮河的分水岭。由于地势较高，平均海拔有一千来米（它的主峰天堂寨达到一千七百多米），土地相当贫瘠，交通不便，非常闭塞，过去从不是官僚政客所觊觎的区域，更非兵家必争之地。但在中国现代史上，它却意外地起了异乎寻常的作用。中国最早的根据地之一，鄂豫皖边区，就是在这里创建的。我的故乡红安县（原名黄安）也属于这个山区。它过去默默无闻，但在近代却产生了大批革命军人，军级以上的指挥员，据说就有两百多名。
革命军人是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上述的数字说明这个地区战斗的频繁。战斗总要牺牲人。这也间接说明这里牺牲的人很多，而且还是生命力旺盛的年轻人。大别山的斗争，实际上在1926年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23年成立了“黄安县共产党工作组”，组织者是董必武同志的弟弟董觉生。到北伐战争的前夕，就已经有了十二个农民协会，与封建地主及其有关的旧势力展开斗争。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以后，斗争就公开化了。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大别山农民就在当年11月举行了“黄麻起义”，夺取了县城，建立自己的政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是从此开始的。从此农民革命的领袖就不断地出现。他们没有进过军事学校，也不可能，因为他们大都是放牛娃出身。他们是从战争中学会战争的。
战争的确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牺牲的人真是不可数计。牺牲不一定全是武装农民，普通人被屠杀的也是成千上万。我出生的那个村子附近有个名叫八里湾的小镇，蒋介石派来的一营杂牌军队，营长姓杨，在那里刚一扎下营，一天，有个路过镇上的外地小商贩，路经此镇就被他当作共产党抓起来，钉在城外用两根木柱做的十字架上示众。那时正是1928年的冬天，这个可怜的无辜者露了两天两夜才咽气。回忆起当时情景，我现在仍感到毛骨悚然。
我是1929年春天离开故乡的。那时乡下的人口已经锐减，男子的数目寥寥可数，真正所谓壮丁，都参加了党所领导的游击武装。亏了他们，革命的红旗一直没有倒。他们所进行的艰苦的、残酷的、长期的斗争，终于改变了整个大别山区的面貌，而且汇合进其他地区的革命洪流，最后给全中国的人民带来新生。我早就想回返大别山区，瞻仰故乡的新颜，但只有最近才得有机会成行。和我同去的是一位刚离休的老将军——我的一位小同乡。他小时在我们那个贫瘠的乡里放过牛，我小时也在那里放过牛，当然他的经历要比我丰富得多。他南征北战，两次走过草地，参加过解放战争，解放后又指挥过抗美援朝的战争和反击越南的入侵。和他一道回返故乡，重看半个世纪以前的旧地，倒真使人有点象幻游奇境的感觉。
故乡已经完全换了新装。我离乡时那种人烟稀少的凄凉景象已经成了历史。我出生的小村，现在已经是人丁兴旺，男女老少一大堆，都出来向我招呼。但我一个也不认识，颇有一点“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味道。只有当我问起他们的祖父或曾祖父的小名，我才能辨出他们是哪一家的后裔。上面说的那个小镇八里湾，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城镇企业的基地，直属县管。它有小型工业，有卫生院，有学校，有新华书店。到了县城——“黄麻起义”的爆发地点，第一件引起我注意的是县委负责同志递给我的一杯茶和一支烟。这些都是原来很穷的这个小县的新产品。我记得我小时在家里喝的是从安徽六安运来的茶叶末，味道苦涩。但现在的这杯茶却很鲜美，泡开的茶叶细长而碧绿，不亚于龙井。它现在的产量那么丰富，据说还有二十多万斤存货未能销运出去。那支名“赤壁”牌的过滤嘴香烟，无论从质量或外表上讲，也都可以与外国的名牌媲美。但最使我感到新鲜的发现是，县委的第一把手是我的一个同学——武汉大学毕业生，但比我低三十多班。他是个年轻人，精力旺盛。县人民政府的领导班子中还有三个大学毕业生。基层领导班子的知识化，这是新近机构改革的成果。
我瞻仰了董必武同志的故居和当年称为“列宁市”的七里坪镇，在那里和一些老红军进行了一次座谈，获益不少。接着我又去了将军辈出的二程和高桥两个区，陪我同行的那位将军就是二程区人。高桥区是李先念同志的故居所在地。我还访问了在一座小山旁边他小时候住过的小屋。那是一个土筑的结构，很简陋，里面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外，只有墙上挂着他少年时用过的劳动工具。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