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戏曲的舞台形象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澄清戏曲的舞台形象
　　陶雄
一
旧戏曲是中国重要文化艺术遗产之一，和广大人民有密切联系，但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并长期地被封建统治者用作欺骗与麻醉人民的工具。因在旧戏曲剧本和表演中，有不少地方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丑化，和对他们固有的优良品质的抹煞。这和今天站立起来了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完全不相称的。因此，当我们进行戏曲改革的时候，必须对旧戏曲中的这些不良内容加以消毒，同时也要把诉诸视觉的、对观众影响更直接的舞台形象端正起来：一切丑恶的、残酷的、不健康的形象和动作，都应该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肃清。
二
首先，“小脚”的出现在今天的舞台上，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家，在它成长发展的过程上，有灿烂的文化花朵开放出来，也不免有粒粒渣滓滞积在花瓣的边缘上。姑无论“小脚”在今日中国早已基本上绝迹了，即在过去的时代，“小脚”这污点，在和中国人民在对历史上的伟大贡献相比照之下，也很微不足道，怎么反把这种污点突出地用舞台形象表现出来呢？
只有帝国主义者才抓住了“小脚”、“辫子”这些把柄，来夸大其词地污蔑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只有奴役女性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才忍心害理地断伤女人的肢体，来满足自己的变态性欲；只有无聊的文人才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享乐，来作“金莲”的吟咏和赞颂。
今天，当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妇女同胞在争取人民解放的斗争中表现了和男子同样的英勇和伟大。赵一曼、刘胡兰这些名字传诵于中外亿万人民之口的时候，谁要是再把“小脚”和中国女性联系到一起，他便是有意侮辱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因而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那么，出现在自己舞台上的“踩跷”的形象，必须予以清除，是更不待言的了。
代替“小脚”的那个木“跷”，俗称“尺寸子”，按近几十年来京剧界的习惯，所有武旦以及大部分刀马旦和花旦，都应该踩。但时代不断向前进展，一切事物都在向好的、合理的方向发展演变，“踩跷”也不能例外。今天，京剧舞台上，花旦踩跷的已不多见；刀马旦如“樊江关”的樊梨花等，也只着“蛮靴”，而不踩跷；所剩下的只是武旦（特别是演妖怪戏的）还墨守成规，依旧把这不光彩的形象搬现到观众眼前来。
“国粹主义者”也许把“跷工”看成一种了不起的“艺术”，把由“踩跷”所衬托出的体态视为一种无上的美感。但“美”是不能离开生活而独存的，资产阶级欣赏女性的“弱不禁风”，劳动人民却觉得蕴蓄着力的粗腿壮胳膊才看着顺眼。今天的舞台上已无过分强调“柳腰微摆”的必要，而武旦饰演的那种女性也正好通过一定程度的“雄纠纠气昂昂”才可以显出她的美来。
就戏曲艺术的本身来看，踩跷的存废对于剧情并没有影响，对于演员的演技也无何增损。踩在一副几寸高的木制“小脚”上，翻、跌、扑、“打出手”，样样全来，诚然是一种惊人的工夫，但减去这套工夫，剧情照旧进行，“出手”也可照“打”，丝毫没有损失。
再就艺人的健康安全而言，武旦翻打跌扑，主要是靠腿劲的坚实，武旦两脚却建立在那么脆弱的基础上，其危险性的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单纯站在维护艺人安全的立场上，这违反情理、近乎“耍把式”的演技，也是应该予以废止的。
三
中国人民是善良正直的；因此出现在戏曲舞台上的不少表现了和这善良正直背道而驰的残酷和恐怖的形象，应当清除。
首先，杀头的刑罚，以及杀头以后的悬首示众，或者捧头覆命，在舞台上形象化起来，对于观众心理健康只会发生不良影响，而没有一点积极的意义。不仅《斩经堂》、《一捧雪》里冤死鬼公主和莫成的首级呈现到观众眼前来，会带给善良的人民以恐怖的印象；即《挑帘裁衣》里的恶棍西门庆被武松杀死以后，也没有当着观众枭下首级，并且把首级挂到腰上来的必要。通过好的艺术手法，惩罚元凶巨憝不必一定在观众面前剁他千刀；而表现一个民族英雄的慷慨就义，更无须演到他引颈就戮，割下头来为止。话剧里的文天祥，电影里的赵一曼，都给我们塑造了极好的壮烈的形象，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审头刺汤”里“审头”的一场，罗列了许多拖着几根“髯口”的红布假头在台面上。如果为了引起观众的真实感，这几个红布包根本不能胜任；倘使目的只在配合唱词，则京剧里假想存在的东西尽多——开门开的是空气，作针线手里拈的还是空气——这几个代表血淋淋的人头的道具大可不必特备一格。
和杀头同样残酷的还有许多动作，都值得提出来研究。“五人义”里的副净颜佩韦是一个正面人物，而且是这“五人”义士之首，末场捉住京中派来的大校尉，却把他眼睛挖出来吃掉，不仅残酷，而且不切合人物的身份。
“宝莲灯”里“打堂”的一场，告老太师秦灿把一个十来岁的儿童秋儿从“大边”踢到“小边”，又从“小边”踢到“大边”，踢得满台打滚。编剧把情节处理成这样，观众已经为秋儿叫屈不止；演员再加意刻划，表现人性的残暴惟恐不够逼真！如果这一剧中人物被处理成十足的反派，那么这种残暴的举动还可以发生暴露的作用；然而秦灿的台词里，偏有什么“你来看啊，老夫年过半百，你绝了我的宗嗣了啊”之类的哀鸣，会唤起观众对他的同情或怜悯，此其效果便无异肯定了他的残暴为合理了。
《翠屏山》的《杀山》一场，且不说谁是谁非，石秀把潘巧云杀到那般地步——脊背贴地，两腿直竖，用一种叫作“五龙绞柱”的特别工夫，满台打滚——也表现了过分残酷的形象。
《黄一刀》一剧甚至更残酷。这戏里，副净姚刚和恶霸黄一刀一家开打，杀死了黄妻，劈了她的腿，就拿这腿作武器，继续开打。这里，人物的正反面是很明确的，黄一刀是恶霸，姚刚是好汉，那么，写这好汉如魔王一般的凶残，目的何在？作用又是什么呢？而且姚刚挥腿打了半天之后，忽然灵机一动，把“金莲小脚”凑到鼻前一嗅，然后作出一个丑恶的表情，以示脚的臭不可嗅，这就不仅凶残，而且恶劣下作了。
谈到恶劣，其他例子还有许多。
首先想到《双摇会》。大小老婆吵起架来，惊动了隔壁邻居，排解中，大老婆伤心地哭诉，把自己比作“伤风的鼻涕”，一边说，一边把由于心酸而流出的鼻涕甩到劝架的老丑的脸上，老丑抓起鼻涕就吃下肚去，并且加以说明：“这个好东西，吃下肚去，消痰化气，不放臭屁！”把伟大的中国人民丑化到这种地步，难道还能不加纠正么？
其次，在戏曲里普遍作为刑罚的“打屁股”，也是非常恶劣的。正和刑戮或斗殴中的杀头无须当着观众眼前执行一样，打屁股也尽可以暗场出之。薄薄的一个竹片，当作带给人创伤和痛楚的刑棍；打一下，报十下；这种表现方法，完全不能增加效果，只会对戏曲的严肃性加以破坏。一出常演的京剧“虹霓关”，在打屁股这动作上，作了最恶劣的发挥。在东方氏和杀夫仇人王伯党结了亲，两人对饮交杯酒的时候，家丁不识相地来报“瓦冈贼子前来讨战”，结果吃到了排头，死罪虽免，屁股却捱上了四十大板。打完，他走出去，自解嘲地说道：
“为了小白脸，
打了我四十板；
留了个小心眼，
带了个屁股帘。”
同时撩起袍裙，把遮护在屁股上的一块棉椅垫，露出给观众看看。这种拿受迫害的人的辛酸痛苦来作耍的插科打诨，实在恶劣到了极点。
此外，在若干戏里，丑角净角的赤身露体（例如“打渔杀家”的教师爷，“白水滩”的青面虎）也造成了恶劣的形象，玷污了戏曲的完美。有些极其粗暴的动作，例如“宝莲灯”秦灿的掼桌子等，也破坏了舞台的气氛，给人以很不好的印象。
四
关于脸谱，这是一个举世无双，中国戏曲里所独有的表现手段。就美术的观点看来，它有着一定的艺术性，好手笔的净角演员能把瘦脸画胖，通过色彩线条的组合，使肌肉平地隆凸起来。但就戏剧的观点看来，它却有悖科学原则，违反了人生的自然规律；即退一步讲，也至少是一种偷巧的表现方法。脸谱的作用，主要在帮助表现人物的性格。在戏剧（不是美术）里，刻划人物，描写人物的性格，脸谱只能尽到“帮助”的责任。把全部责任或大部责任都加到脸谱身上去，那是对脸谱的过高估价。
在目前，我们对脸谱的态度，应该是审慎的。是审慎，却不是不闻不问。也就是说，应该有原则地把它加以初步整理。有许多脸谱，象关公，象曹操，象许多“揉脸”的面型，不仅比较近情合理，而且确实有所表现，当然应该予以保存，甚至再加以润色修整。有的却光怪陆离，匪夷所思，如包公脸上的月牙，公孙胜额上的八卦；有的则狰狞恐怖，不堪寓目，如象杨七郎那副尊容，再配上左额斜插着的一枝箭头，就形成了一种死的象征。这些，都应该提交艺人专家们仔细研究，商定改革和净化的具体方案，逐步推行。
至于那些原本就是蓄意侮辱丑化劳动人民和被迫害人民的脸谱——如象被奴才黄天霸“八大拿”的那些绿林豪杰濮天雕武天虬们，个个都被弄得满脸乌烟瘴气；又象最本份的劳动人民武大郎们被画上了白鼻子——都必须立刻端正过来。
正和“丑”不一定是“丑”一样，“花脸”也不一定是“丑脸”。张飞虽是一个黑炭头，但他的面型却多少含有一些“妩媚”，这是众所共认的。可是有许多演员，却只在脸上歪歪斜斜信笔乱涂几下，结果满台都成了眉眼不分，线条不清的丑恶妖怪。我们主张，没有固定性格限制的武行，家丁……非必要时，尽可多用“俊扮”。粗糙脸谱的减少，对于戏曲没有损害，对于舞台的净化却颇有裨益的。
不要迷恋旧的，不要害怕发展。几十年来，京戏的演变已经不在少数。大家都知道“珠帘寨”原本是花脸的应工戏，可是如今李克用的脸上只剩了几道白纹路。“吴汉杀妻”的吴汉也是净角的本工，但周信芳先生的“斩经堂”是怎样装扮的，爱好戏曲的观众也应该记忆犹新。即是额挂太极的公孙胜，在“共舞台”演出的京剧“水泊梁山”里，不也把面孔擦得干干净净了么？
五
戏曲是为人民大众所深爱的，因此，它对人民大众所负的教育责任也特别重大。今天，当广大人民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提出把戏曲的舞台形象澄清一下的要求。
在戏曲舞台上，一切积极的、善良的、美好的、正义的、健康的，足以表现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的品质，足以加强中国人民对自己、对国家光明前途的信心的东西，都是我们所欢迎的，都是必需保存，并加以发扬的。
反之，所有残酷的、恐怖的、落后的、愚昧的、恶劣的、足以玷污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光荣和尊严的东西，我们都坚决反对，并要求采用适当的步骤与方法予以肃清。
（摘录上海《戏曲报》第三十五期所载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