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农民　新的追求——访蠡县辛兴大队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通讯

新的农民　新的追求
——访蠡县辛兴大队
本报记者　金凤
高高耸立的自来水塔，新盖的教学大楼和纺车飞转的厂房，矗立在一片青砖到顶的新农舍和碧绿的田野中。影壁上，铁臂阿童木手指着一堆毛线，神气地向你招呼：“朋友：请您到南边大队院内买线，那就是第一毛纺厂”。一个普通的村子难道有几个毛纺厂？你若多走几步，便可看到第二、第三、第四毛纺厂和十几个毛线经销站，色彩鲜艳的腈纶、氯纶线，吸引着前来采购的农民推销员。这里便是远近闻名的河北蠡县辛兴大队。新的农民和新的组合
今天的农民和过去有什么不同？我端详着大队党支部书记阎建章。他今年五十八岁，已当了三十年支部书记。他头上包着羊肚毛巾，一身旧灰布袄裤。一眼看去，依然是华北常见的老农民模样。然而，时代不同了。就是这位老农民，1977年从北京买回十吨氯纶，让妇女们纺成毛线，又组织社员推销出去，赚了三万多元。这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突破。
1978年，从本村到外村，有好几千人纺线、卖线。辛兴大队收入二三十万元。
1980年，辛兴买来机器，办了两个毛纺厂，收入两百多万元。
1983年，辛兴纯收入六百多万元，人均收入一千零五十元。
这些数字看来枯燥，但它增添了老支书多少白发，又给辛兴农民带来多少欢乐？！ 它展现出商品生产的发展是怎样加快了辛兴农民勤劳致富的步伐。五六年的锻炼，也使阎建章这个老农成为能全面经营农工商业、颇为精明的农民企业家。
一辆丰田牌客货两用汽车奔驰在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的辽阔土地上，车中走出的竟是这位不显眼的老农民。他不坐火车坐“专车”，为的是沿途多看看人民的生活，多了解各地市场的行情。车到山东，淄博化工厂厂长盛情款待他，感谢他给这个工厂推销了五百吨氯纶，使工厂摆脱停工的险境。
难道可以小看这位农民吗？1977年他重新工作时，会计抽屉中只有二分钱现金。现在，他笑眯眯地告诉我，大队的固定资产五百多万元，全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万元户，存款三五万元的有几十户。
追随这位老农民的脚步，更多的会办工厂、会推销商品的人才从辛兴涌现出来了，请看：
三十四岁的第一毛纺厂厂长张寅来，1966年初中毕业。他凭着刻苦自学和跟班劳动，熟悉了机器，熟悉了每道工序，有条不紊地管理着这个有二百多工人的工厂，一年上交大队六十万元利润。他和城市里的中小企业领导人有什么区别呢？鲜明的区别是，这个年产值三百多万元的工厂，只有他一名脱产的厂长，还兼任技术员和大队团支部书记。农忙时，他到责任田劳动，还抽时间学习企业管理课程。
八十年代的辛兴农民已不单靠“土里刨食”。他们亦农，亦工，亦商，十分繁忙，常常一人兼办几个企业。你看那位能干的农民杨桂生，他联合七户农民办了一个毛线经销站，联合另外七户农民开了一个油坊，又和三户农民合伙开了个杂货店，又和大队联合办被套厂。他家没有一个闲人：大儿子在面粉厂做工，大女儿在杂货店站柜台，另两个儿子在毛线经销站做生意，两个女儿出外卖线，母亲和妻子在油坊上班，家中还种十几亩责任田。全家的工作量很大，收入也很可观。辛兴的闲人很少。我看到几位老太太端着小板凳到毛纺厂整理原料，一天挣两元工资。他们的生活节奏快，办事效率高。大队新办一个第四毛纺厂，从筹措资金到开工生产，不到半年时间。
辛兴打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框，形成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组合。这里大量的是分户承包经营责任田和亦农亦商的农村推销员；有大队办的第一毛纺厂等队办企业，由善经营的社员承包，向大队上交利润或参加利润分成；也有两个生产队社员联合经营的第二毛纺厂，社员按劳力入股分红，去年每元股金分红四角；有大队和国营工厂联营的第四毛纺厂；更多的是多种多样的经济联合体，如社员自愿联合、集资经营的十几个毛线经销站和木器加工厂，还有个体经营的镶牙、修鞋、缝纫、旅店、摆小摊等服务行业。这些经济结构灵活多样，富有弹性和活力，可以充分容纳多余的劳力和资金，更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推动商品生产的发展。辛兴农民平均每人承包一亩棉田、一亩粮田，棉粮产量都很高。眼前，他们还不愿放弃土地。全村一千多户，土地全部转让的不过十几户。新的观念和新的追求
过去，辛兴一户农民辛苦一年，年终分配，或几十元，或一二百元，一年开支全靠它，一分钱得掰成两半花。有人说农民“小气”、“自私”，那是穷逼的呀！看看今天的辛兴农民吧，赵宝建、宋晓光小两口从1977年起出外卖线，攒了几万元。他们给四个弟弟操办婚事，各盖一处新房，花了两万多元，你瞧，够大方的吧？！
大队今年要新办一个染线厂、一个化纤厂，又要盖服务大楼。上百万元资金从哪里来？想当初，十吨氯纶起家，筹集资金时，每个支部委员带头拿出一百元，何等艰难；如今从大队积累中拿出百万元，却是这般容易。从这个侧面，反映出当地经济水平的大变化，随之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
五十年代农村姑娘找对象有个顺口溜：“一军官，二干部，三工人；最不济，找个小学老师”。农村生活苦，姑娘们都想跳出“农门”啊！现在，辛兴姑娘的情况完全不同。她们种棉花，一亩能收入几百元；她们出外卖线，一趟能挣一百多元；在毛纺厂做工，一月能挣七八十元。她们的劳动收入大幅度提高了，眼界开阔了，婚姻观点也不同了。她们乐意找情投意合的亦农亦工亦商的新式农民。我问几位纺织姑娘：“愿意找工人吗？找干部吗？”她们爽快地回答：“咱还不愿找吃商品粮的，谁帮着种责任田呢？”二十岁的车长甄小欣更明确地说：“不是说，男女肩膀头要一般齐吗？我宁可找个比自己低的，不让他瞧不起我！”我故意逗她：“大学生找你呢？”小欣说：“那要看有没有共同语言，能不能生活到一块。”好一位有见解的姑娘，她分明把有无共同语言作为找对象的第一条了。
“三十亩地一头牛，一天三顿‘金皇后’（玉米品种），炕上坐个剪发头”。这是五十年代初期华北农民“黄金生活”的写照。那时他们紧紧守着眼前的几亩土地，祈求的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生活温饱。在商品生产的海洋里学习游泳的辛兴农民，增强了商品生产意识，他们不仅把家门口的几亩土地种好，眼睛还紧紧盯着广大城乡市场，不断更新设备和产品，不疲倦地追求实现新的商品价值。他们由手工纺线到机器纺，到加工出口纯羊毛线，由肩背几百斤线到联户摊销几十吨线，由走村串户到同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商店、工厂订合同，他们越干越会干。本钱多了，他们放手实行薄利多销。过去一斤线赚二元、三元，现在赚几角钱也干。由四五户或七八户农民联合经营的毛线经销站，去年都赚了几万元。
保守一点的农民，挣了钱存银行。更多的辛兴农民认识到，钱存着是死的，得想法让它周转起来。他们纷纷投资入股，还向银行贷款。这些毛线经销站和更多经济联合体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当年分红，他们不拿回家，又投入扩大再生产。第九毛线经销站去年投资四万元，今年扩大到二十万元。已经营四个企业的杨桂生看到辛兴农民的消费水平一天天提高，同建筑队长张金铎商量好，今年集股聚资六万元，准备盖一所专门销售中高档商品的辛兴百货大楼。
他们密切注视市场的动向，随时准备淘汰过时的商品，转产更适合市场需要的新产品。腈纶线行情下跌，大队立即建第四毛纺厂，生产出口毛线。第二、第三毛纺厂准备转产混纺毛线，第九毛线经销站改为经销膨体纱，第十毛线经销站准备转产浇地用的软胶管……
不要以为辛兴农民两眼只盯在钱上，他们懂得钱的价值是有限的，人才投资比什么都重要。去年大队投资三十万元，盖了教学大楼，社员自愿捐助三万多元。
支部书记阎建章想得更远一些。政社分开后，这里将成立包括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服务事业的辛兴农村建设总公司。这几年，大队已积累流动资金四百七十多万元，除扩大再生产，还可拿出一定资金进行乡村建设。去年，辛兴已盖教学大楼，今年将盖服务大楼，洗澡堂、理发店、饭馆、旅馆一应俱全。以后还将建立医院、影剧院、图书馆、俱乐部，在村中铺设柏油马路，汽车直达保定和北京。阎建章笑着对我说，随着辛兴商品生产的发展，我们要把辛兴建设成为一个新的乡镇，在中国地图上添个新的名字！这不是八十年代中国农民新的追求、新的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