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价值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知识的价值
黄裳
前些时参加了交大校友会成立大会，听到、看到了学校实行改革以来获得的一些可喜成果，使人兴奋也不免感慨系之。改革是一场革命，交大的改革者说，过去学校这部机器的许多齿轮已锈住了，咬死了，不能有效的转动。改革者的努力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创造性地进行工作，使锈住、咬住了的齿轮恢复正常的转动职能，而且比过去转得更好。可以想见，这需要花费多大的气力。
改革的经验有许多条。现在只想就知识的价值这方面说一点感想，因为至今还少有人加以议论。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清高的老脾气，他们是口不言钱的，好象一碰到这个就会玷污了知识者圣洁的灵魂。其实这只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行径。古往今来多少诗人都不讳言自己的“穷”，认为叫得愈响就愈光荣，还说什么诗文要“穷而后工”。但从这里不也反映了他们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富么？不过这一层只能藏在肚里，说不得。现在交大在向社会提供技术服务这一项中获得了空前的成功。1978年到1983年，他们就接受了二千九百多万元的委托科研任务经费。从服务收益中添置了重要的研究设备，开展了科研活动的机构与项目，使整个改革的局面活起来了。他们毫不迟疑地将这作为一项重大的成就来说明，这是了不起的。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抗战初期我在交大读书时，教大一物理的教授裘维裕上课时穿的是多少年前破旧的西服，而另一位教授则衣着华丽、乘了自备汽车来上课，因为他是法定的市锅炉检验师，自己还开着一爿厂。当时同学对这情形是有一定的看法的。后来到了昆明，又看到西南联大的一些情形。文科教授如闻一多、朱自清……都过着朝不保夕的苦日子，而工科里有些教员的生活则非常优裕，因为他们承包了美军营房……的建筑，钱来得容易，收的还是外汇。当时就想，文科不如理工，而理也远远不能与工相提并论。真是没有办法想。
这当然是旧社会千万种不合理的现象之一，今天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不过长久以来遗留下来的习惯观点和风行一时的轻视知识分子的“左”的思想还有很大的势力。在许多人看来，知识是不值钱的；知识分子应该永远保持一种“高贵”的“清贫”形象。知识分子也要拿奖金，这首先就有点不象话，不得超过工人奖金的平均水平，还是仁至义尽的格外照顾。一位高水平教授讲课的收费还不及一位技术工人工作报酬的三分之一。这一切都说明知识的价值还远远没有得到正视、承认。交大的改革者把这个问题正面地提出来，理直气壮地为之争取合理合法的承认，确是很了不起的。
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正确估价则是又一个使人迷惘的问题。
交大的改革者说，他们一开始抓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就听到不少反映，说他们业务水平低，不懂教学与科研，只好抓管理。这是多么简单、愚昧但又“理所当然”的责难啊。在今天，想把精神与物质生产毫不拖泥带水地分别开来，简直就象抓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面一样的困难。我们曾向美国出口仿苏州网师园景的“明轩”，不知道统计部门是怎样归类的。是出口了石头、木料、彩绘、古建技术，还是中国古典园林艺术？
如果说这是一种难以分辨的特例，那么在一些无可争议的精神生产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一本优秀的受到群众欢迎的著作，如再版，按照现行的办法，作者得到的报酬就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如更再版，那就将只剩下一点“象征性”的稿费，最后是完全的消失。这就有点象一种获得国家金质奖的名牌产品，如扩大再生产，就要加以种种限制、使之削价，赔本……当然这比喻不大恰切而且近于空想，但不也多少反映了我们对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同的看法与对策么？在这里，打击的是什么、鼓励的又是什么呢？当然也还有一种“好心的杞忧”，是怕知识分子一下子无止境地富起来，弄得不可收拾。不过我想，这恐怕也是一种“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