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三角缘神兽镜之谜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化交流

揭开三角缘神兽镜之谜
孙东民
中日两国数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中，有着许多动人的传说和故事。但有些传说和故事因其年代久远、记录粗疏，在历史的层层纱幕掩盖下，人们往往难以窥其全貌。从日本的古坟中出土的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一种铜镜，就是一个难解之谜。
这种铜镜的背面内区，饰有神像、兽像及乳状突起，外区饰有“画文带”，边缘断面呈三角形，故称“三角缘神兽镜”。从铜镜的花纹、制作年代、精美程度及中日两国当时的工艺水平看，中日两国的考古学家推断此种铜镜确系出自三国时代中国工匠之手。但中国考古学家王仲殊却意外地注意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一方面三角缘神兽镜不断从日本公元四世纪前后的倭人的古坟中出土；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各地有大量的铜镜从古墓中被发掘出来，却始终不见哪怕是一面三角缘神兽镜出现。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所谓三角缘神兽镜，果真如日本学术界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来自中国的“舶载品”吗？
为了揭开这一难解之谜，中日两国的有关学者今年春天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朝日新闻》社、全日本航空公司的共同组织下，以“三角缘神兽镜之谜”为题，举办了日本第七次古代史讨论会。两国学者各抒己见，展开了一场激烈而友好的争鸣。
在日本学术界，虽然有的学者赞同王仲殊的疑问，但其主流是普遍主张三角缘神兽镜是三国时代的魏国制作的“魏镜说”，其主要根据是一部分铜镜上的铭文及历史记载。据统计，在出土的三百多面三角缘神兽镜中，其中有四面刻有“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或“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的纪年铭，有的还刻有“新作明竟（镜），幽湅三刚，铜出徐州，师出洛阳”、“浮由天下敖四海，用青铜，至海东”的铭文。另据《魏书》记载：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来中国，“求诣天子朝献”，其年十二月，魏帝诏书报倭女王卑弥呼，封为“亲魏倭王”，赐“铜镜百枚”等多种礼物；正始元年，魏帝又遣使奉诏书、印授诣倭、“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因而日本的多数学者更进一步确认三角缘神兽镜可能就是中国魏朝皇帝赠送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礼物。
对于日本的魏镜之说，王仲殊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并不是魏镜，而是三国时代吴国的工匠东渡日本后在日本制作的。此文一发表，即引起日本考古学界的注意。去年11月，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小林行雄首先在日本考古学协会总会上发表讲演，仍主张三角缘神兽镜是魏镜，并针对中国尚无此种铜镜出土的现象，提出了是魏朝皇帝专为日本倭王特别铸造的“特铸说”；同时针对人们的疑问，即如果把这种镜看作是魏帝下赐给卑弥呼女王的
“铜镜百枚”中的铜镜，则出土过多，提出魏国制作此镜者实属魏的重臣司马懿及其子孙，指出邪马台国在司马氏实际掌权时期，
“曾朝贡六、七次”。对王仲殊的吴国工匠东渡日本制作之说又提出反论。
在“三角缘神兽镜之谜”讨论会上，日本学者直木孝次郎、田中琢、田边昭三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中国考古学家王仲殊、徐苹芳、杨泓亦发表了与之相反的论文。王仲殊以《关于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为题，根据丰富的考证，再次指出中国古代工匠从来没在中国境内铸造过三角缘神兽镜，日本的这种铜镜是参照中国的各种平缘神兽镜设计的，而中国的平缘神兽镜在最流行的三国时代都是长江流域的吴镜，不是黄河流域的魏镜，魏朝皇帝特为邪马台国女王大量铸造三角缘神兽镜之说难以成立。王仲殊进而论证，日本古坟中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不是魏镜，也不是吴镜，但与吴镜有关，它们“是中国吴的工匠东渡日本，在日本制作的”。王仲殊认为，日本滋贺县出土的一枚三角缘神兽镜的铭文中，刻有“陈氏作甚大工，型模周×用青铜，君宜高官至海东”的铭文，根据三角缘神兽镜在朝鲜半岛也一无所见，“至海东”的镜铭亦指中国工匠在日本制作。
中日两国的学者围绕着“三角缘神兽镜之谜”进行的友好争鸣，虽然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通过争论，无疑是向着揭开三角缘神兽镜之谜的道路又迈出了一大步。弄清这一难解之谜的意义在于：它对于理解三世纪以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对于研究《魏书》中所记载的邪马台国是在今天的九州、还是大阪一带的畿内这一至今在日本仍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不无关连。自然，不论三角缘神兽镜是魏镜（舶载镜），还是吴的工匠东渡日本所作，它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两国之间有着年代久远的友好交往的历史，而成为难解之谜的三角缘神兽镜，正是又一个明白无误的见证。（附图片）
奈良县出土的神兽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