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雪风霜伴我行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云中走笔

雨雪风霜伴我行
黄宗英
云，你能准确计算自己的日夜行程吗？
云不回答我。
那么，我这个属云的，也不必翻查自己在颠簸的汽车里写下的天书般的笔记，爱听那伴着引擎、喇叭、对讲器、沙石呻吟的录音磁带，去详查走过的里程。在袖珍地图上，从南海边的蛇口，到大西南拉萨，也不过一指之遥，小意思！
时光，难道真的已经过了快两个月了吗？
是3月28日吧，我坐长途汽车（当地俗称“小巴”）离开深圳特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暂时离开了我的经理职务。到了广州。在菩提园大酒店葡萄藤下的雅室里住了两天，去到广州机场，登机北上，与导演蒋小松同志碰头后，一起去到成都，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小木屋》摄制组会合，开始自由式、随笔式的拍摄。我们没有剧本，只以我的报告文学《小木屋》为草图，即兴地抢拍、偷拍记录下真实的生活。全组分乘五部大小车辆，带上冬装夏服和铺盖，驰向景色奇丽、气候多变、弯道险峰叠至沓来的川藏公路北线。
5月20日，我们完成了藏东南波密森林野营生活等场景的拍摄后，兵分两路，一路东南行去察隅，继续拍摄植物生态学者徐凤翔的森林考察，一路西行往拉萨，拍摄我在“日光城”向支持科学家工作的各级各有关部门进行采访。之后，按计划应该是两路人马再会合，出藏。分手时，约定每晚进行电话联络。说来读者也许不信。才隔一日，我们与去察隅的人和车断了线。通过军用电话频繁联系打听，才得知他们中途遇大风雪。海拔四千多米的德姆拉山顶冰雪封道。他们只好在养路的道班工人住处留宿了两昼夜。路塞车堵人众，有的同志没地方困觉，钻进了柴堆里避风躲雪。当我们好容易接通电话后，我赶快问：“人都平安吧？大雪封道的镜头拍了没有？”对方高兴地嚷：“拍啦！拍啦！”看来，只要留得性命，我们是唯恐天气正常的一伙！
天公推迟了我们集合的日程，我乃有闲暇再度走笔西藏。军区招待所午夜十二时半熄灯，灯泡在眨眼报警了。我习惯地点起两支蜡烛，与白纸同度此良宵。5月底了，上海的姑娘们已经穿上露肩的连衣裙了吧？蛇口的伙伴们已经在新开辟的海滨浴场度夏了吧？北京的宾馆、饮食店、电影院都已“冷气开放”了吧？而高原上，五月雪、六月冰，依然是平淡无奇的常事。幅员广阔的祖国大地啊，我多么自庆是你的一名得天独厚的作家！
记得离开成都时，我只穿一件衬衫、一件外衣，背上背包还冒汗。我不无遗憾地想：“这回拍不上川藏路冰雪漫道的镜头了。”前年11月底，我走川藏路回内地，一路玉树琼花凌柱，煞是壮观，唉，入西藏而无雪，终是有所欠缺。
5月2日，摄制组来到马尼干戈兵站“打尖”。中饭时，宣布下午三时半出发去新路海湖畔，准备拍摄帐篷外的篝火和湖中月影。丽日当空，一路颠簸劳累，我乃闭目小憩。才片刻，只听得淅淅沥沥。睁眼一看，窗外起大风飘冰霰了。我一骨碌翻身下床，咋咋呼呼地吆喝摄制组的小伙子们：“快！快！机器准备……”但，说时迟，那时快，瞬间风停、霰消、云藏、日显。小伙子责怪我：“黄老师，您一嚷，我们还以为着火了哪。”我也觉得自己有点神经质了。我不再吭声。按时随队出发到湖边，傍晚，篝火刚刚燃起，火苗恰象向天公发出的信号，雪花儿无边无际纷纷扬扬抛洒下来。羽绒衫湿了，帽檐白了，眉发结霜了。摄影师用一把大伞遮挡机器，导演全不管柴湿烟浓风猛，熏烤得我们个个眼红鼻子酸，还让我即兴做《小木屋》歌词。年轻人弹起了吉他、吹起口琴、敲起空罐头筒，我们一直唱到积雪埋没了脚背，兴犹未尽。第二天启程时，雀儿山群峰赛披雪裘。老天爷真大方，不惜工本地为我们搭了百余公里的大雪景！
当然，行车高原，并非一直都那么愉快轻松，一次，我们的解放牌大车瘪了前轮，车身离悬崖只不到一拳的距离，司机的额上流下黄豆般的汗珠。在司机班长金巴师傅的指导下，小伙子们一起动手换轮胎、修车，才一解除危险，体格最壮实的、一路唱不停的小沈就哇哇吐开了，面色铁青、嘴唇发紫、头部剧痛，赶快扎上我的黑红花围巾，老实地躺在车厢角落里，不吭声了。导演蒋小松，因心肌严重缺血，在四川雅安就被迫含泪返程了。我们的随队医生小高，自己被高原反应撂倒了，二十四小时内，阵发三次心绞痛，被留在川藏边界的德格县的医院里。最近，才使人十分揪心地由德格医院医生沿路陪伴返回成都。但总算还好，没出大事。一路上，咱们组还和当地军、民、学生举行过多次篮球友谊赛哩！女医生小段，为了阻止赛球，急得都哭了。最后，段医生也上了，还扔进一个球哩！虽然不适应高原，每赛必输也高兴，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