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就要有这样的品格——记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改革，就要有这样的品格
——记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
新华社记者　郑伯亚　刘　军
上海交通大学的管理改革，犹如一朵耀眼的浪花，引人瞩目。
这场改革的倡导人和决策者，是有着四十六年党龄、在这所大学工作了三十年的现任党委书记邓旭初。
抉择
1977年初，邓旭初接到担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的任命，他深感肩上担子的份量。这所著名高等学府此时已满目疮痍：教学水平大幅度下降，实验仪器陈旧，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到处松松垮垮……。有多少事情要邓旭初考虑，要他决策！1978年10月，他和同伴们出国考察后，大开眼界，他心中有了一个对比。回国后，又适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他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春天来临了！
这年邓旭初五十七岁，到了人们会考虑剩下的岁月将怎样度过的年龄。是平平安安地做一个他一向所鄙视的“混日子”的官？还是走一条颐养天年的平坦、安逸之路？就象他十七岁那年——1938年毅然从家乡广州前往延安一样，邓旭初决定为自己的晚年再次选择一条艰难、险峻的路——振兴交大，把它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工科大学。
出发点
邓旭初上台第一招，就是为知识分子正名。他说：“只有他们（指学校三千七百名教师），才是振兴交大的动力和希望。”而这时，歧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左”的思潮，依然象一个不散的阴魂在游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旭初连续做了几件被人非议、让人担心的事。第一件，他决定把新竣工的四十套住房中的三十八套分给工作繁重、住房困难的中年教师，一反过去分房的惯例。第二件，他批准录取了一名表现好、成绩突出，但因有海外关系当时没有一所大学敢录取的研究生，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强烈反应。第三件，“文革”以来破天荒地在知识分子中评选了一百三十一名先进工作者。第四件，他去探望因错划右派在外流浪了二十年才回到学校的一位讲师。看到这位讲师虽身患肾盂癌，仍在狭小的房里伏案设计，抢时间为祖国效力。邓旭初深受感动地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到哪里去找！”第五件，为了做好国外校友的工作，邓旭初在访美代表团中安排了四名“文革”中的“牛鬼蛇神”——老教授。邓旭初说：“共事二十多年，我了解他们。如果对这些同志连起码的信任也没有，我还当什么书记？”这四位教授不少在美国的同学和学生见到他们后，纷纷表示要回母校讲学，进行学术交流。
面对着交大这支力量雄厚的师资队伍，邓旭初痛切地感到，管理体制方面的各条陈规旧律，象一根根绳索捆绑着这些知识分子。邓旭初说：“党给我的任务，就是为知识分子解开捆绑着他们的绳子，恢复知识分子在历史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他们被禁锢的能量释放出来，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这正是邓旭初进行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办法从何而来
1979年初春的一天，邓旭初约见当时学校的科研处处长朱雅轩。他是人们所熟悉的邓旭初周围的智囊人物之一。
“找你来帮助分析目前学校知识分子的状况。”邓旭初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朱雅轩略思片刻，说：“很有点象一篓子螃蟹，互相咬住了，谁也冒不了尖，谁也爬不出去。”“比喻得好，再说下去。”“这篓子螃蟹里，有水平不相上下的，力量互相抵消；有在这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许多有用武之地的地方又没有这样的英雄；还有三代、四代同堂的，不利于在学术上博采众长，也压得优秀的年轻人难以破土而出。”邓旭初非常赞同，并点出了问题的实质：“我们有许多学科，有很多能人，但就是形不成拳头，组不成梯队，这就是人才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人才一定要有进有出，才能改变现状。”
人才流动难度极大，但这是振兴学校必须走的一着棋，邓旭初一旦作出正确决策，就毫不犹豫地走下去。
于是，上海交大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实行了大规模的人才交流，这也是他们在探索管理改革上打响的第一炮。一批在交大被积压的人才到了更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交大也引进了迫切需要的新兴学科带头人，同时还为学校未来的发展选留和调进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使教师队伍的智力结构和年龄结构，都发生了有利教学和科研发展的显著变化。到1982年，交大更以破竹之势，相继进行了人员定编、制定《教师工作规范》、教师升职标准，建立《机关岗位责任制》。为适应人事制度、劳动制度的改革，在分配制度上，又进行了从试发岗位津贴到实行工资制度的自费改革，不增加国家一分钱，改变了吃“大锅饭”的局面。1983年，学校层层扩大自主权，实行了系主任、研究所所长负责制和教师聘任制。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逐步铲除了管理上多年的积弊，全校工作量净增三分之一，科研任务翻了两番，为我国高等学校管理改革开创了一个好的范例。
翻开《上海交通大学管理改革初探》这部包括一百多项改革条款的书，人们便可以想见交大的改革经过了多么细致的考虑。正如党委副书记刘克所说：“邓旭初的大主意，不是光凭他自己拍脑袋拍出来的。他很注意听取群众意见，尤其是一些智囊人物的意见，从中吸取营养。”“邓旭初总是在经过深思形成一项改革设想后，就及时提到党委会或党委扩大会上讨论，有时党委成员认识很不一致，争得面红耳赤，他就建议等一等，再下去作调查。凡是有关改革的重大决定，他都建议先作试点，允许反复。群众提出的合理意见，他总是毫不迟疑地接受。
“风险我担，责任我负”
五年的改革，不时风波迭起。在最初实行人才交流时，就有人说：“人家都在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我们为啥要自找这样棘手的事来办？”“你试吧，会试出个沉渣四起的。”果然，写信的，告状的，托人说情的，都出现了。看来这所高等学府要“出事”呢！邓旭初却很冷静。他说：“流动是必要的，有风险我担，责任我负。”他同校党委研究了校内某些人对人才流动这一新事物的模糊认识，和将要交流出去的人员的思想顾虑，然后在全校大会上讲话，说明中国知识分子是识大局、有抱负的，人才流动的目的正是为了实现他们所期望的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对国家、对学校、对个人都有好处。学校同时制定了调出人员的工资升级、职称评定和排队分房都不受影响的政策，使一场风波变成了绝大多数人都欣然接受的大好局面。
无论什么困难，都不能动摇邓旭初改革的决心。随着改革步步深入，到了1982年夏天，许多教师教学和科研工作量成倍增加，不少中青年教师显露出才华，作出了突出贡献。可是，他们得到的报酬依然和那些贡献少的人一个样。有人说，这样下去，改革带来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能持久吗？
学校在分配制度改革中曾规定实行岗位补贴，重点是增加工资低、工作繁重的中年骨干和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的收入，费用从学校对外技术服务收入中提取，分配办法是拉开差距。但是，因过去无此规定，有关部门不同意。分配不兑现成了改革是继续前进还是就此后退的关键。邓旭初在办公室的小黑板上书写了这样一段话：“办学难，改革难，红军不怕远征难！”
一天深夜，邓旭初终于病倒了。医生要求他卧床休息一星期。邓旭初从床上爬起来打电话，要求第二天预定的书记、校长会议改在自己家里开。他脸色苍白地躺在沙发上参加会议，说：“岗位补贴这钱要发！先在三个系试点。不管什么风险，我担；无论多大责任，我负。改革是一定要进行下去的。”
试发岗位津贴后的三天，市劳动工资委员会检查组进校调查，写出调查报告，认为交大在进行一系列改革的基础上，不花国家一分钱，自己搞岗位津贴的做法是可行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这个报告。接着，劳动人事部也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肯定了交大改革，并决定交大作为进行自费工资改革的试点。
改革成败之所系
一天，邓旭初问党委办公室主任朱永林：“你看，杜毅仁这个同志怎样？”“群众中贬多褒少，连党委内部对他的看法也有分歧。”朱永林说。
“我们其他方面都已经开始打开局面，为什么用人不能打开局面？”邓旭初有点激动了。他说：“组织部门用人、提干，总是只问政治上可靠吗？组织观念强吗？群众关系好吗？就是不问能不能为我们的事业打开局面。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新时期使用干部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对杜毅仁的流言我天天听到，如果听风就是雨，我们怎么用干部？”
这是1982年底的一段对话。邓旭初自1954年来到交大后，经过多年的共事和了解，他对这里的知识分子心中有个谱。据他了解：杜毅仁是交大1956年毕业的本科生，又当了三年研究生，很有点真才实学。“文革”中有人忙着贴大字报，打小报告，他则躲在家里看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当了微电脑研究室主任，夫妇俩一心埋头搞科研。1982年，他领导的小小研究室的成果，就占了全校科研成果的10％。
邓旭初让党委有关部门对杜毅仁的情况作一次全面深入的调查。一个月时间，调查了八十多人次，结论是：杜毅仁事业心强、很有组织能力和创业精神。校党委和党委扩大会对调查结果取得一致看法。校领导当即决定提拔杜毅仁为电工及计算机科学研究所所长。
拿出一个平时争议很大的知识分子来进行调查和讨论，邓旭初的用意是很深的。他说，这决不是用不用一个人的问题，是新时期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干部政策问题。他很清楚，要改革，就一定要大量起用敢于破除一切旧观念，能够开创新局面的干部。能否这样做，是改革成败之所系。
目前，上海交大校、系、所及部、处、室的领导人员中，绝大部分已是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年富力强、具有专业知识、讲究效率、敢于打开局面的中青年。这与邓旭初选用干部的标准是密切相关的。
为了未来
正在兴起的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对于一所理工科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的含义是什么呢？邓旭初坠入深思。
在领导学校进行管理改革的初期，邓旭初就瞩目未来，提出应把改造旧学科、建设新学科同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紧密结合，加速培养掌握最新科学技术的人才。目前，交大研究生已从1978年的五十名激增到现在的八百名；在已有的八十五个学科、三百一十个研究方面，有五分之一是新兴边缘学科的研究课题；先后建立了生物医学工程、系统工程等六个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跨系委员会，以及计算机科学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两个跨系研究所；科研工作采取广泛介入社会经济活动，其中包括实行科研成果有偿转让，同工业部门建立联合研究机构，以及合办研究开发企业。这些步骤，提高了科研水平，促进了教学改革，提高了教师队伍和学生的素质。
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已新成立一个微电脑研究所，正在为迎接新的技术革命建立一个微电脑研究开发基地。
今年2月16日，在上海一家宾馆的大厅里，邓小平同志、王震同志接见了邓旭初等交大主要领导干部和部分教授，对他们的改革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
五年多来，邓旭初领导的改革，曾是困难重重。但是，他锐意改革，百折不挠，从未停止在改革道路上前进的步伐。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品格，也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千千万万立志改革的人的可贵品格！
（本报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