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民国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评价民国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
彭明
重视人物传记研究，是我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司马迁著《史记》，包括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其中传记占了一百一十二篇，即百分之八九十的篇幅是人物传记。因此，这部著作通常被称为纪传体的通史。它主要是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去揭示当时的政治状况，说明和判断历史问题。我国历代修史，都很重视《史记》这种体裁。
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都很重视人物传记的研究。
在国外，一些史学家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共四巨册，收入我国辛亥革命以后各方面的有名人物的传记共五百九十五篇，约一百四十万字。我们且不论其观点和倾向性，单从它所涉及的人物之多，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传记的重视了。
在国内，海峡两岸都很重视民国人物传记的研究。台湾出有专门反映传记的大型杂志；一些民国人物传记的专著或回忆录，也出版不少，如曹汝霖在他所写的《一生之回忆》一书中，对研究五四运动史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虽然书中到处可以找到作者为自己辩护之词，但对一些细节的描述，还是有参考研究价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撰写的《人物志》，计划编写约一千人的传记，现在已完成大半，公开出版已达三集，发稿则已达七集；再有若干年，便可全部完成。民国人物的专著，如《孙中山传》、《袁世凯传》等，也都出版有许多种。至于一些通史、专史或教材性的书籍，涉及到民国人物评价的，那就举不胜举了。
我个人读书不多，了解情况很不全面，现仅就所见、所闻、所想，谈几点粗浅的意见。
第一，评价历史人物要防止宣扬天才论、宿命论。特别是在评价正面人物时要注意这种倾向。
我谈一点个人的回忆和感受。1948年，我在东柏坡，当时萧三同志在那里修改他的关于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活动的一本书。他经常到我们的住处来聊天。他说：毛泽东同志告诫他，在写毛泽东本人的传记时，不要象国民党给孙中山写传那样。后来，我才了解：1948年春，晋察冀出有一种小学课本，书中说毛泽东从小时候就打菩萨，破除迷信。毛泽东看后对周恩来同志说：这个课本说的不是事实，我小时候不仅不打菩萨，反而为了母亲的病去拜过菩萨。进城以后，周恩来同志在1949年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到了这件事。他说：“毛主席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他否定过去，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
国民党是怎样写孙中山传记的呢？我只记得小学课本上也有说孙中山从小就打菩萨的事。1976年，有机会读到了一些解放前出版的孙中山的传记著作，才大开眼界，懂得了什么叫天才论、宿命论。
许多书都把孙中山描述成一个从小就具有革命思想的神童，有些书从翠亨村周围的风水来解释他的成长。最妙的是有人从孙中山的相貌上来解释，说凡是人的相貌长得象母亲，性格又象父亲的人，都可以成为伟人！
这难道是科学的吗？当然不是。
解放后，我们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当然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过去的影响并非一下就能消除的。有些传记著作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宣扬宿命论、天才论。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我们应该从社会条件和实践活动，来研究一下伟大历史人物的成长。
此外，在评价正面人物时还有一个普遍的倾向，即只准说好，不准说坏，好话不怕说过头（因为“大方向”没错），缺点、错误不能讲。这几年，看党史人物传记，这一点特别突出。
封建史学家有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史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无数革命先烈，老一辈的革命家，虽然也是我们的尊者、亲者、贤者；但我们却勿须讳言。我们历史地分析一些伟大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的缺点、弱点甚至错误，并说明他们是如何不断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不断前进的，使这些人物更加可亲，更加可尊，更加可信、可学，这有什么不好呢？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要防止脸谱化。特别是在评价反面人物时要注意这种倾向。
什么叫脸谱，古典戏剧中，红脸是正面人物，白脸是反面人物，小丑鼻子上画着一块白。人物一出场，就知道好人、坏人。正如小孩子看戏一样，一出场就要问是好人，还是坏人？
戏剧艺术可以这样，作为历史科学，就不能这样。
但是，我们的一些传记书籍在描写人物时也往往脸谱化。先端出一顶定性的大帽子，然后在帽子下面塑造人物，引证材料。只要是反面人物，从一生下来就是坏蛋，没有一点是处，甚至使用一些谩骂、讽刺、挖苦的词句，而不注意科学性。比如说，在讲蒋介石时，相信郑三发子的传说，追求趣味化，把他和孙中山发生的一切关系都说成是投机活动，等等。现在经过调查，郑三发子之说是查无实据的。说蒋介石和孙中山的关系什么都是投机活动，这不仅是批蒋介石，而且也贬低了孙中山。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动员人民群众，曾经对蒋介石的历史进行了一些揭露和批判的工作。现在看来，有些史实是经不住推敲的。因为那时还不可能去全面地研究和科学地叙述蒋本人的历史。
我们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首先弄清事实，然后从中总结出规律。
王首道同志讲如何评价党史人物问题时曾经指出：“我们始终如一的目标是写一个典型的、真实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活动的人，而不是任意编造出一个人来，或借题发挥出一个人来。比如说陈独秀、王明、林彪等这样的党史人物，曾作过好事，也曾作过错事，还曾作过坏事，那你就得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人民日报》1983年12月9日：《关于党史人物研究的几点意见》）我觉得文中的观点和原则，在评论民国人物时，也是适用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写了汪精卫和杨度，比较实事求是，反映很好。汪和杨是民国史上两个不同典型的人物。一个是由好变坏，一个是由坏变好。我们并不因汪的后期变坏而否定他在同盟会时期的功绩，也不因杨的后期变化，而否定他在筹安会时候的劣迹。总之，我们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态度，才能使读者从科学的历史中得到真正的教益。
同是军阀，也不一样。新军阀和旧军阀不一样，就是旧军阀，各派系的人物也不一样。因此，我们要把各派人物的特点写出来，不要写得千人一面。
第三，评价历史人物切忌简单化。我们的一些作者往往拿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前人。那当然是只能一概否定。如说“宋教仁是个议会迷”，这显然是袭用了六十年代批判修正主义时的说法。翦伯赞同志生前就对这个说法很反感，他说宋教仁是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不搞议会，又搞什么呢？的确是这样。在当时，议会民主比较封建专制总是一种进步吧！
民国史的研究上必然会遇到一个广大的中间阶层、中间党派及其代表人物的问题。
首先应该指出：中间阶级、中间党派是客观存在，中间路线是主观意图，它们不是相同的概念。中间党派的政治主张和中间路线也不是一回事，要作具体分析。当着国共两党斗争激烈，又是一方暂时强大、一方力量较弱，而暂时强大的一方又走向法西斯专制主义统治的时候，中间政治主张的出现并不是坏事，它对法西斯化起了削弱和牵制的作用。所以法西斯主义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但当解放战争达到进行决战的时刻，弱的一方已经变强，进行反击和进攻，而原来强的一方的统治将被推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候，再出来宣扬旧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批判中间路线只是在一定时间、条件下，对极少一部分人讲的。
因此，在全部中国革命过程中，对处于统一战线中的各中间阶级、势力、民主党派所起的作用，应给以具体的分析和估价，特别对其中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应分别立传，使其在中华民国史上占有应有的地位。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在修史，建议民国史的传记工作者应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共同研究。当然，首先还是要加强征集和丰富这方面的资料。
写好民国以来知识分子的传记，使其在民国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民国人物传》各卷，都给予了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以一定的篇幅，这是很对的。今后还应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这是作者在首届中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
的发言，本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