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的燕子——蠡县农村女推销员的故事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飞翔的燕子
——蠡县农村女推销员的故事
本报记者　金凤
“我们是属燕子的，夏天往北走，冬天往南走，看着地图走，全国走遍了”。齐花珍，一位三十四岁的农村妇女轻轻笑着说。“以前，我可连蠡县也难得去。出外卖线，是逼出来的。
“1977年冬天，家中连买盐的钱都没有。队长让我和蓝如（另一名妇女）赊了大队七十斤（氯纶）线，到北京郊区卖卖看。
“从来没坐过火车，没出过远门。两人一路担惊受怕。到永定门天黑了，在车站上蹲了一宿。第二天才找到蓝靛厂我娘家一个外甥女家。
“发愁的是，从没做过买卖，见人张不开嘴。看到农民正在积肥，硬着头皮，背了十几斤线，送到地头。他们一看这（氯纶）线挺结实，颜色又新鲜，十几斤都买下。回来再拿十几斤线，送到地头，又卖光了。第二天，两人走村串户，把线一直送到人家炕头。两三天功夫，这七十斤线全卖了，挣了一百多元钱。
“回到家这个高兴啊！过不多久，让六岁的闺女照看三岁的弟弟，我又背了三十多斤线，奔蓝靛厂去了。这一次挣了六十元。赶上过年，称了三十斤小麦，割了四斤肉，又给孩子添了新衣。这个年过得红火！
“村中出外卖线的多了，不能老去一个地方。我和几个妇女上了两回天津，和孩子他爹一起上了东北。山海关、沈阳、长春、哈尔滨全去了，一直跑到长白山大森林里。两人吃住开销大，只落下两百多元。”
“您别以为卖线挣钱这么容易”，坐在一旁的戴小娣忍不住插嘴了：出门一趟可难着咧。我家中三个孩子，最小的还在吃奶。看到人家卖线挣了钱，狠狠心给孩子断了奶，送到姥姥家。我和姨姐赊了八十斤线出门了。到了杨村西边一个小站下车，一人背上几十斤线，一个村一个村的走啊，一户挨一户的问，脚上起了泡，两条腿都肿了。可第二天还得去跑。一连跑了五天，一人落了五十元。到家买了包点心，赶紧上娘家去看孩子。可怜孩子哭着要妈妈，嗓子都哭哑了。我也伤心得直掉泪，本想不去了，看看家中两间破屋，看看孩子吃的穿的，咬咬牙又出门了。
戴小娣终于摸到门道了，买卖做得顺手了。然而，远远不是一帆风顺。请听她往下说：“卖线不光吃苦，还要冒风险呐。去年我到四川绵阳。赶上集市，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问价钱，我说九元一斤，他说，八元一斤他全要了。我想，八元就八元，卖完痛快。只见他掏出一百多元当我面数好装在信封里，把信封装在一个人造革小包里。我低头忙着把线装进他的手提包，他把那人造革小包塞给我，拎起线走了。我打开小包一看，只见信封中装的不是钱了，尽是信纸！这个坏家伙，一定是趁我给他装线时把信封换了包；我白白扔了一百多元，又气又急。”
“是啊”，齐花珍接口说：“出门得浑身是眼，浑身是心，十二分的留神。”
听说齐花珍这几年推销了两万多斤腈纶、氯纶线，数字确实不小。我问她，都有些什么窍门？
齐花珍稍加思索，说：“做买卖讲究和气生财。见人先带三分笑，年纪大的尊他一声大娘、大伯，年轻的喊大嫂、大兄弟。请他们看看货色，介绍各种线的用途。中意了买，不中意，下次挑合适的给送来。这么一说，人家不好意思，多少要买些。我们妇女卖线更有个方便，可以穿房入户，在炕头做成交易。我们常常一边逗着孩子，一边拿出各种颜色的线来让人家挑，又告诉他们男人穿什么颜色大方，妇女和孩子穿什么颜色俏。一边拉家常，便把线卖了。卖线还得会看行情，不能死抱住一个价钱。货缺了，买的人多，价钱可以要得高些。销路不好，落个价，赶快脱手。各地习惯不同，喜欢的颜色也不一样。比如，东北人大多喜欢深颜色，江浙一带人多喜欢浅颜色，四川的农民喜欢大红色，广西人喜欢绿的……你挑他们喜欢的颜色送去，准能卖个好价钱。”
“你们不怕国营商店和你们竞争吗？”我问她们。
“哪个国营商店能一直送货到炕头让你挑货呢？”齐花珍笑了：“我们大队有毛纺厂，按出厂价批发给我们，直接送到买主手里，价钱便宜多了。不少商店还向我们进货哩。”
这可新鲜了，难道国营商店会找农民进货？
齐花珍干练地说：“国营商店也是做买卖，做买卖便要挣钱。前年腊月，我从火车站托运一百五十斤腈纶线到湖南新化，每斤卖价十一元，比我们出厂价高四元多，几天功夫卖光了。正打算回家过年，当地百货批发站的同志来找我，要和我订两千斤的合同，每斤十元。我想，这宗买卖批量大，合算，便代大队签了合同，立即坐火车回家，通知大队打包发货，我再赶回新化，看着批发站把货款两万元全部汇出，这才上了往北开的火车，到保定已是大年初一中午。这一趟出门虽然辛苦些，大队奖励了七百二十元，加上自己卖线挣的，一个多月落了一千多元，也算值得了。”
一个过去连火车都没坐过的农村妇女，如今能这么利索地推销几万元的商品，她的变化多么惊人啊！
河北省蠡县农村有四万名推销员，一年推销两千万件毛衣和几百万斤腈纶、氯纶线。他们和齐花珍、戴小娣一样，仿佛飞翔的燕子，轻捷地飞向全国，又飞回家乡，不断带回新的商品信息，使家乡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渠道愈来愈流畅、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