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李世璋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抗战时期的李世璋同志
魏文伯　张维桢　郭霁云
李世璋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又失去了一位老战友。
世璋同志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留学。在大学时代，他就投身五四运动，拥护孙中山先生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反对段祺瑞的御用善后会议阴谋。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他与赵世炎、范鸿劼等同志共同奋力推动中苏建交运动。1925年初，世璋同志以北京京报记者、上海民国日报特约记者身份追随中山先生左右，并担任孙中山先生病重和治丧期间的新闻发言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世璋同志奉党的调遣，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教官。以后又随军北伐，在林伯渠同志任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第六军工作，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代主任兼十八师党代表。在北伐战争中，他屡立战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世璋同志出任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并根据党的指示，应程潜将军之约，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兼政训处长、冀豫两省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襄助程潜将军赴前线组织中原抗战。就在这烽火燎原的年代，我们与世璋同志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1937年7月下旬，世璋同志到业已抵达南京的叶帅、林伯渠同志处听取指示，并带着叶帅、林老指派的何世庸同志为秘书兼程向前方进发。在河北获鹿与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高级联络参谋边章五同志会见。世璋同志即请边章五同志向周副主席发报，请求党中央速派得力干部来第一战区政训处开展工作。不久，朱瑞、唐天际等一批同志奉党的指示到达邯郸第一战区与世璋同志会合，同时，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河南省委相继派大批党员干部陆续来到战区政训处（据我们现在回忆，党员骨干多达五六十人以上）。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在中共河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世璋同志利用他的战区高级官员的合法身份，支持、保护大批共产党员、团结广大爱国青年，为打开中原抗战局面艰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世璋同志领导战区政训处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宣传，先后在安阳、新乡、郑州、洛阳等地召开数千人到万人参加的各界民众抗日动员大会，在河南其它各县也相继组织了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
与抗日宣传相呼应，更主要的工作是组织和武装民众。世璋、朱瑞同志注意到河北、河南两省民间存枪多的特点，对各地党组织推荐的抗日力量，以战区名义加以委任和补给支持。于是，平汉路两侧抗日小队伍象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世璋和朱瑞同志研究，趁此时机办两件事，一是动员群众抗日，二是训练游击干部。他们在新乡开办大型游击骨干训练班，数百名抗日军事骨干经过训练，陆续进入华北、中原敌后，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第一战区长官部到达郑州、洛阳后，世璋同志决定开办政治训练大队，吸收大批背井离乡、饥寒交迫的东北、平津流亡学生和当地有为青年入学，魏文伯、张维桢等同志均在主管此事。数百名进步青年、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经过短期训练即参加工作，同时选择其中一部分优秀同志（包括从武汉、南京、西安派来的同志）委以民运指导员职务，每县三一五人，负责县一级的民众运动工作。他们生龙活虎、朝气蓬勃、深入群众，措施有力，逐步掌握了基层抗日救亡的权力，其中洛阳、登封、长葛、新郑的民运工作更是深入、扎实。战区政训处党组织根据各县民运指导员的报告，对于那些贪赃枉法，勾结敌伪的汉奸县长、乡长逐个报长官部加以惩办，大长了民众的志气，狠刹了媚日派的威风，在广大农村撒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
1938年春，四大家族悍然决定要关闭郑州著名的豫丰纱厂，策划将机器、设备、资本统统转移到重庆，置千余名工人的死活于不顾。在党的领导下，纱厂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这时，世璋同志派张维桢、郭霁云、杨达等十几位党员干部以战区政训处官员名义前往工厂，迫使资方答应工人的条件。据世璋同志回忆，就在此时，郑州警备司令严武却通过戴笠向蒋介石密告，诬蔑豫丰纱厂工人罢工破坏前方抗战。蒋介石闻讯，即乘飞机抵郑州视察，妄图镇压。蒋介石首先传讯李世璋同志，质问李世璋同志为什么不制止纱厂工人罢工？蒋蛮横指责工人在前方罢工就是破坏抗战。李世璋同志为了保护广大工人的生命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在蒋面前据理力争，最后蒋无言以对。事后，战区决定拨出五万元经费对工人进行安置，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后来，这个厂部分工人在杨达等同志的领导下转到豫西，继续为抗日军民生产布匹。
1938年秋，世璋同志在内外反顽的夹击下，处境艰难，工作进展比原来更困难了，但他仍然顽强坚持斗争，直到1939年春离开政训处。在他行将离职前，还想到保存抗日的基础，极力设法使党的骨干取得牢固的合法地位。他与程潜将军商定，推荐共产党员郭霁云同志会见宋美龄。中共河南省委同意这一提议，并指示郭霁云同志向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副主席报告。长江局同意利用宋美龄在武汉的时机，请程潜、李世璋两将军介绍郭霁云同志与宋美龄会面，倡议筹建妇女抗日组织。在邓大姐直接指导下，不久即在洛阳成立了
“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在省委领导下，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将洛阳的妇女、儿童继续深入发动起来，进行募捐义演，为抗日将士做寒衣，慰问伤病员，收容流落儿童，到街头进行抗敌宣传以及生产自救等。
重庆的亲日顽固派加上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与战区内部的复兴社特务、托派分子相勾结，对世璋同志和党领导的一战区政训处恨之入骨，纷纷向蒋介石告御状。1938年冬，蒋介石下手令撤销李世璋同志第一战区秘书长兼政训处长职务，同时下令解散政训处。
在省委统一领导下，战区政训处的大批进步青年、民先队员和党员干部，分批撤回延安或进入华北、华中敌后。世璋同志前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党组织和林伯渠同志汇报情况。林老指示，世璋同志不必在一战区工作，但应保持与程潜将军及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密切联系，共谋两党合作的抗日救亡大业。
世璋同志刚离洛阳到西安，一战区军法处即逮捕原政训处科长、共产党员王伯评同志。王伯评同志（即魏梦龄）是中共北方局著名的联络员，曾参与营救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我党一批高级干部。他在一战区的工作也是成绩卓著的，所以敌人对他视若眼中钉。很明显，王伯评同志处境危急。世璋同志闻讯又折返洛阳一战区，与战区参谋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推倒了他们诬陷王伯评同志“泄露军事机密”的罪名。之后，世璋同志面见程潜将军，讲明事实真相，程潜将军当即同意，由李世璋同志担保，释放王伯评同志。王伯评同志获释后，即与世璋同志商定，迅速过黄河进入华北敌后。
1939年春，蒋介石在重庆传讯李世璋同志。据世璋同志回忆，传讯厅武装林立，四个秘书记录并轮流向蒋送条子提示。蒋喝问说，你李世璋到底是什么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按谁的指示办事？经费从何而来？在河南撤换了多少个县长？世璋同志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强调现在是国共合作，战区政训处是按两党共同发表的抗战救国纲领办事。对具体问题则逐个予以驳回。审问持续了三个小时，不得要领。陈布雷见此僵持局面，进来劝蒋休息。蒋临走时威胁说，你李世璋“积案盈尺”，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你离开重庆一步。从此，开始了对李世璋同志长期严密的监视。
由于李世璋同志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执行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各界人士，通过民运、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组织深入动员和唤起民众，推动了一战区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开展，培养和运送了大批抗日革命干部，在国统区中原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