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读书琐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改革与开放
　　——读书琐记
　　张琢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今后经济工作要抓好的互相关联的两件大事。这是我国从国内外长期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得出的正确决策。改革和开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已无须赘言了。一句话：势在必行，想改也得改，不想改也得改，想开放也得开放，不想开放也得开放。
不过，无论改革还是开放，有些人仍然顾虑重重，阻力仍然不小。
一
阻碍改革的原因有多种，但概而言之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实际利益，二是长期“左”的影响。
有少数人过去“大锅饭”吃惯了，工作上习惯于老一套，没有改革的进取精神和勤奋创业的干劲。改革的脚步声惊破了他们的鼾梦，于是就以攻为守，挑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弊病为借口，来阻止其进行。半个多世纪前，鲁迅就曾出神入画地描绘过这号人物的思想和手段的特点，他写道：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改革者要想进行改革，就必须不断排除这种实际上是不许动弹的论调，决不要被他们的指责和压力所吓倒，坚定不移地以自己的实践来继续开辟改革的路。由于历史的巨大惰性，中国的改革向来是异常艰难的，这就特别需要无畏的、坚强的韧性战斗精神，“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是从来没有的，只有一边实践，一边总结，一边前进。一切改革的路都是这样走出来的。一切真正科学的理论只能立足于实践经验基础之上。
二
一谈到对外开放、与外国打交道，就有一个如何坚持真正的爱国主义立场的问题。爱国主义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爱国必须革新——这是中国近代史的经验总结。中国近代史从外因看就是以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中国人民对这种侵略的反抗为其开端的；就内因而言，则是反映新的生产方式发展需要的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与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国内固有的封建制度的落后、腐朽而日益坚决地走向改良和革命的过程。
处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先进爱国志士，既要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又要学习他们的长处，一个任务两个方面：一面是反抗，一面是学习。这是一个极其尖锐的矛盾，它既需要反抗强敌的无畏精神，又要有正视自己对手的长处并向其学习的勇气。
中国一代一代的改革者勇敢地迎接了这个严峻的历史挑战，历尽艰辛，一步步摸索着前进，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不久，主张变法维新的先驱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卓越见解，以后随着斗争的发展，对外国的情形——经济、政治及各种学说，特别是对各国不同性质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认识的加深，经一百多年奋斗，终于由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胜利地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
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者，在斗争的实践中痛感不改革这个国是爱不起来的。从爱国主义走向改良主义，走向革命民主主义，直至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中国的爱国志士所走过来的道路。
三
但是，代表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阶级纵有爱国之心和牺牲精神，由于他们的视野越不过他们固有的小生产者的狭小框子之外，不能接受外界的新事物，以为学“洋鬼子”就是背叛祖宗，就是卖国了。这就只能枉然地成为无可挽回的旧的封建制度的殉葬品。象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的爱国勇士们那种敢于面对洋枪洋炮的无畏的献身精神和失败后走向刑场慷慨就义的壮烈场面，确实是十分感人的。然而他们的口号却是“扶清灭洋”，企图赶走侵略者来维护本国的旧制度，以盲目排外主义的态度排斥一切沾点洋气的新事物，连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以来出现的一点小小的新建设也容不得。“挑铁路，把（电）线砍，旋即毁坏大轮船”，以为如此就可切断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道路，从此可永世绝交，保护我的万世道统。结果，侵略者未能阻止，却破坏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维新和近代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说义和团是对维新变法的“反动”（《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加上与此相应的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方法，义和团终于失败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五四”文化运动的领袖都很注重总结这血的教训，从而对改造中国、改造“国民性”、振兴中华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至于落后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是既衰弱，又死要面子，更要闭关，而愈闭关守旧便愈是衰弱，愈衰弱便愈是关不住，虎狼入室，孱王孱奴们就只能仰人鼻息，任人主宰。鲁迅在《看镜有感》中，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由汉、唐盛世，经宋、元、明、清，直到他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现今”，封建统治阶级在对待外来事物的态度上的变化过程，他写道：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四
因此，鲁迅不断抨击那些“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把眼光禁锢在旧圈套里的“国粹家”和社会风气。他指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同上）鲁迅在“五四”前夕的1918年写的《随感录（三十八）》中指出了“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即保守的复古的“国粹主义”。他列举了他们的种种“意见”：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鲁迅还总结当时一些人对付改革的手段：将改革“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华盖集·忽然想到（四）》）。但是，时代不同了，在现今的时代，“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华盖集·忽然想到（六）》），更不用说发展。那种国粹主义的爱国在客观上只能是误国。所以鲁迅要那样猛烈、坚决地揭露那种躲在“爱国的大帽子”底下的国粹派。只有革新的爱国者才能使古老的中国获得新生。鲁迅鼓励新时代的青年“要扩大了精神”，“收纳新潮，脱离旧套”（《坟·未有天才之前》），锻炼出“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总结昨天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改革和对外开放，以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干部、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我想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我们还落后于发达国家相当大的距离。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通过改革一切落后的东西，取各国之长，为“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用。处在当今世界，一切真正的爱国者，首先必须是热忱的改革者，而要改革，就要有实事求是、承认落后、敢于面对现实、有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的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胆识。就要有立足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眼光。今天衡量先进与落后、真爱国还是假爱国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对待改革与开放的态度。
在前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根本谈不上真正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只有在我们民族已经独立、社会主义祖国主权在握、对外开放政策既定的今天，才使我们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利的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和时机。我们有能力，自己把关；有胆魄，自己做主；有见识，自己挑选；有强健的脾胃，可以消化。我们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