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瘟神”打交道的人——记里昂·伯尔纳奖获得者、血吸虫病专家毛守白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同“瘟神”打交道的人
——记里昂·伯尔纳奖获得者、血吸虫病专家毛守白
本报记者　曹焕荣　本报通讯员　孙德建
世界卫生组织影响最大的奖赏——里昂·伯尔纳奖章和奖金，首次授给了一个中国人。5月14日上午，在日内瓦“万国宫”召开的第三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为得奖的我国预防医学中心寄生虫病研究所名誉所长、血吸虫病专家毛守白教授举行了正式仪式。
中华民族谦逊的美德，又一次体现在她的科学家身上。登上“万国宫”的讲坛，毛守白详尽介绍了新中国的血防成就，只字不提自己。他说：“由于惯例，基金会不对社团、科研和卫生单位授奖，我便有幸被选为人民中国从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代表。我只能这样来理解今天的授奖。”
然而，中国血防工作不寻常的历史，已经记下了毛守白所不愿提及的个人功绩。
立　异·立　新
巧得很，我国目前的血吸虫病患者数，正是解放初期一千一百二十多万这个数的“零头”——一百二十万。是科学的火把，引人们走出“无奈小虫何”的境地。毛守白就是擎火把的人之一。
分布在半个中国的钉螺，是血吸虫寄宿、生育的空间。探索血防途径的强烈愿望，促使毛守白在这小小的圆锥物上耗费了多年心血，并挑起一场影响颇大的论争。
一位著名的美国专家在三十年代提出：中国大陆的钉螺有十几个种。国际寄生虫界也陈陈相因。研究了钉螺的生态和分类，毛守白产生了异议，怀疑其分类依据是否充分。要在学术上另立一说，并非容易的事。他的问号刚脱口，议论就来了，其中最多的莫过于“人家是权威”云云。毛守白敬重权威，但从不自轻。他不客气地举出自己的例子，“1947年在美国贝塞大国立卫生研究院，我和一个美国博士合作进行曼氏血吸虫在螺蛳体内的发育研究，一些主要成果都是我先于他观察到的！”
实验室里，毛守白和同事们潜心研究，先后对从各地采集的钉螺标本进行解剖和充分比较，作了大量理论探讨。从1954年到1957年，“中国大陆的钉螺只是一个同属种”的结论走向了世界。这以后，国内外不断有人从细胞、生化、遗传的角度，一一印证了这种观点。
毛守白长期侧重基础理论研究，对于社会现实提出的应用课题，同样乐于承担。血吸虫病威胁我国近亿人的健康，中外专家则一直说不清患者的确切数字。解放后不久，党和政府急需掌握较准确的情况。
传统的粪检方法，显然不适应大规模普查的要求。毛守白另辟蹊径，从免疫诊断的研究入手，创出一种简便、准确程度较高的检查方法：只需给检查对象打一针，注入用肝卵制成的皮内反应抗原，再对反应阳性者进行粪便检查，就可确定其是不是血吸虫病患者。这可大大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1956年，全国推广这种方法，一年之内普查了六千多万人！先进技术手段产生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该怎样估量？
几十年来，毛守白不断向学科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取得了一批为国内外同行公认的成果。我国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免疫诊断和实验治疗的研究领域，到处留有这位开拓者标新的足迹。
悲　状·悲　愤
毛守白与血吸虫的不解之缘始于三十八年前。
1946年春夏之际，在苏南一带，血吸虫病闹得凶呵！毛守白走出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大门，头一次到无锡、苏州农村调查，在一幅幅凄惨的画面前怔住了：路旁的粪缸，全是鲜红鲜红的便血；人口稠密的村庄，竟然十室九空。幸存者不知同胞的死因，不时围着他追问：“是不是日本人留下了瘟疫？”
江南此行，使毛守白成为终身与“瘟神”打交道的人。
1948年，毛守白从美国进修血吸虫病学回到南京，即在近郊栖霞山发现一个范围不大的血吸虫流行区，钉螺仅孳生在一段不及一公里的河道中。他想试用土埋法灭螺，工程量并不大，只需五十担谷子的费用。可是，从当地的乡公所，到国立的卫生实验院，毛守白一次次恳求，一次次碰壁。冷酷的现实迫使他作罢。
对于毛守白来说，类似的打击并非头回。1937年，他从震旦大学医科毕业后，立志钻研被视为只有“穷人”、“乡下人”才会得的寄生虫病，去法国巴黎大学连续攻读热带病学、公共卫生学和疟疾学，同时利用早晚时间进行实验研究。可是，当他带着三张文凭及两篇较有影响的著作回国的时候，等待他的竟是长达十四个月的无业可从。
出身富贵大家的毛守白，没有把目光盯着包括上海城隍庙湖心茶亭这著名古迹在内的累累私产，也没有把自身羁绊在舒适安逸的数尺诊室，而把国家的灾难和民众的痛苦铭记在心。然而，在那个时代，报国无门，为民除病也只能是一位医学科学家无法实现的善良愿望。
活力·动力
新生的祖国，给她的每一个儿女注入新的活力，为毛守白提供了得以施展全部才华的广阔天地。
二野卫生部的军代表进院来了。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毛守白向军代表递交的第一份书面报告，就是提醒原籍大都在北方的指战员，南下后务必注意水网地带的血吸虫。
几个月后，他担心的事发生了。1949年底，部队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大队，他被请到嘉兴任中心站负责人。只是从这时起，毛守白才开始感觉到，自己在血防工作中该是多么地有所作为！自制沙滤器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与战士一起去数里外的火车站挑沙子，趴在地上拣石子。完成自己一份已很繁重的工作之后，他不是对部队医务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就是编印普及知识的《预防通讯》。他帮化验室绘制图表至深夜十二点，翌晨六点接着绘。三个月过去了，按照毛守白创造的诊断、治疗规程，全部队每个人的粪便重复检查三次，病情得到了控制。
首次在革命队伍中评上“医务模范”、荣立二等功，毛守白激动不已。离开部队不久，他上北京向卫生部领导提议并经批准，和同事前后用三年多时间，办了两期高级师资培训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寄生虫病专家。
1956年前后，毛守白经历了两件难忘的事：为防治血吸虫病，中共中央专门设立领导小组；上级党组织吸收他入党。两件大事，汇成一股激流，鼓舞他近三十年如一日，勤奋工作。
毛守白如今年逾七十，右眼已失明。尽管如此，他仍不停顿地攀登学术高峰。去年，研究所开始实行老年科技人员盛夏休假制度。毛守白表示，“我不休”。副所长说：“你不休，还有谁好意思休？”毛守白这才恍然大悟。于是，他抱了一包材料，带头回家“休假”。那两周，他呆在家里，每天刻板地按着单位上下班的钟点，以及自订的“加班”时间，工作了十余天。
对　人·对　己
室主任邵葆若似乎还有好多话要说，毛守白则“噼噼啪啪”敲起键盘，在英文打字机上干开了自己的事情。邵葆若等老同志知道，这是毛守白对付那种“马拉松”式谈话的特有方式，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马上就走，想好了下次再谈。
毛守白是笃信“千金难买寸光阴”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补发的一万多元工资作为党费交给组织，但不愿别人白白占去他片刻工作时间。现在，让专门抽时间欣赏已酷爱几十年的西方古典音乐，他是舍不得了，新的习惯是边听边写作。到外地开会，他常常上午散会下午走。无论何时从国内外的哪个城市回到上海，次日上午八点准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
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多年来与毛守白须臾不离，哪怕是身陷逆境之时。1970年，毛守白被派到江西余干县防治血吸虫病，搞了半年多粪检。农民送来的粪样，全用纸包，上面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时间一长，纸湿透了，字迹便模糊了。毛守白自知眼睛有疾，为防止弄混名字，检查时总把粪样拿到离眼睛二三厘米的近处仔细辨认。虽然他当时尚未“解放”，同事们仍不忍心，要来帮忙，毛守白若无其事地说：“搞寄生虫的，还在乎这些味道？”
毋庸讳言，当毛守白以严肃认真的精神律己的时候，赞扬声会纷至沓来。然而，当他用同样精神要求别人的时候，抱怨声、委屈声也难免不起。好在毛守白并不在意，该批评的照样批评。慢慢地，大家也就理解了他的一番苦心。
毛守白严格待人，甚至不苟言谈，他的热情，往往通过别的方式流露出来。所里三个学法语的科研人员口语没过关。正在他们为找不到老师而发愁的当口，毛守白慷慨自荐。从1981年初到去年7月，只要没有特殊事，他就利用每星期天上午的一个多小时，在自己家中辅导三人的口语练习。助理研究员薛海筹手指法语教材《Assimile》说：“每一次去，都得按他的要求背一篇课文。这本书共有课文一百二十篇，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占用毛所长一百多个星期天。”
这，难道不比成天地应酬、闲聊于事业有益？
5月24日晚上，毛守白从日内瓦载誉回京，悄然住进东郊的儿子家，第二天中午便启程返沪。当北京的一批同事、学生及记者准备前往祝贺、采访时，毛守白已回到上海，回到了他那与“瘟神”打交道的岗位。（附图片）
　　薛志澄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