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调查汇报

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本报记者　马中艳
阿哈买提等三位读者信中反映的问题，北京吃清真餐的少数民族居民也有同感。在北京，吃“清真餐”为什么会这样难？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在哪里？前些时候，记者访问了北京市的一些有关单位。一
这个难，难在清真餐馆太少。北京市回族居民有十八万多人，加上吃清真餐的其他少数民族居民和临时来京的同志，每天在北京生活的近二十万人。目前，整个北京市的清真餐馆只有二百二十多家，又多是中小馆店，接待不了多少顾客。记者了解到，许多回族职工因本单位无清真灶，上街吃饭又难，只好每日中午吃自带的“冷餐”。朝阳门外东营房等不少回民聚居的街道，连个早点铺都没有。
自元朝以来，北京市的蒙古族、满族、汉族居民中喜欢吃清真餐的人逐渐增多，非禁猪民族的食客，大量涌入本来就少的清真餐馆。这个状况延续至今。一次，记者到隆福寺回民小吃店调查，在一百多位食客中，只有二十多人是回民。清真餐馆不能也不应规定只允许哪些人来吃饭，这就加剧了回民吃饭难。
回族居民在外吃饭难，如果能较容易地买到理想的牛羊肉回家去做，当然也好。过去，牛羊肉凭本供应，有本者买起来有保证。自牛羊肉扩大供应范围、敞开供应后，加上这几年出售的猪肉太肥，不少本来吃猪肉的人也转向了吃牛羊肉。这样，牛羊肉的供应量虽然增加很多，但轮到回族居民的名下，却相对减少了。不少回民同志反映，双职工下班回来，商店里肉案已经空空，虽凭本可优先购买，也无实际意义了。星期天，想买点好的牛羊肉，必须起个绝早去排队，才可能达到目的。牛羊肉不能保证供应是加剧吃清真餐难的又一因素。二
五十年代前期，北京市大小清真馆、饭摊有三千多家，遍布全市大街小巷，保障了吃清真餐的少数民族的需要。1956年饮食业合并时，清真饭馆并成了千余家，网点少了，但营业面积未减多少，网点布局也较合理，未造成吃“清真餐”难。1958年宗教改革，产生“视回族饮食生活习惯为迷信落后”的“左”的思想倾向之后，一批又一批的清真餐馆消失了，到1964年，全市清真餐馆已不足三百家。“文革”中，北京又刮起一股“方便群众大多数，变回民馆为汉民馆”的歪风，前门、西单、王府井等商业中心区的一些回民馆和几个大公园内的清真馆，或被拆掉，或改为汉民馆。1972年，全市回民馆只剩二百一十八家。粉碎“四人帮”之后，到1981年清真馆曾恢复到二百四十家，近几年南来顺、又一顺等十几处清真饮食店又因城市建设需要或房屋危险而相继停业。从1949年到现在，北京回族人口增长了两倍，而清真馆却减少了许多。1979年以来北京新建扩建饭馆七千多家，其中清真馆却寥寥无几！三
记者在访问中了解到，北京市饮食服务行业中还有一些问题，也使回民群众不满。北京市清真饮食和副食业职工中的回民，平均不到三分之一。不少清真馆、副食店不仅回民职工极少，甚至一个也没有，连负责人也是汉民。东城区副食业四十三个清真专点专柜，只有十九个负责人是回民。这种“回民馆汉民办，牛羊肉汉民卖”的情况，从组织上就不能保证对回族饮食风习的尊重。南池子春霞回民小吃店仅有三个回族老师傅，又只是上晚班炸货备料，其他职工白天就蒸猪肉包子吃。
由于有关领导的忽视，北京清真传统烹调技术力量锐减，一些民族风味食品都已绝迹或失传。如“年糕虎”的水晶年糕，“羊头马”的白羊头肉、白汤杂碎，东四的爆肚满、麻记饺子，鸿宾楼的烧牛尾、锅贴，又一顺的炸肉饼，都不见了；中山公园内的瑞珍厚原是烹调技术最高、中外颇享盛誉的清真馆，当年马连良、裘盛戎都常去品尝美味。如今回族老人、海外穆斯林到了中山公园纷纷叹惜往昔佳肴盛景已无影无踪。虽在东四恢复了瑞珍厚老字号，但褚连祥、马德启独具一格的美味并没有传下来。
尊重少数民族风习，是党的民族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解决少数民族人民的“吃饭难”问题，是饮副食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当然，这不仅是饮食和副食业的事情，还与城市规划、人事安排、原料供应等等，都有很大关系。人们希望北京市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和协助解决清真饮食问题，使北京和外地来京的吃清真餐的少数民族群众，不再感到吃饭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