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韬奋求实、改革的精神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学习韬奋求实、改革的精神
　　周保昌
邹韬奋同志离开我们已四十年了。每当想起他的时候，总觉得从他身上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他求实、改革的精神。
邹韬奋同志在三十年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宣传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做了大量的工作，教育、启迪了许多进步青年。他是救国会的领袖之一、是有影响的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著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工作者，还是一个致力于改革的事业家。他在生活书店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得这个白区的进步文化堡垒在敌人的封锁压制下仍不断发展壮大。反动派视它如眼中钉，疯狂的迫害、摧残，反而使这支党领导的文化队伍经受了锤炼，造就出一批人才。至今服务在出版战线上的许多骨干，都受到过韬奋同志的教诲，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韬奋同志对出版事业的改革，留给大家极深的印象。他从苏联考察回来，就着手改革生活书店的经营管理，把书店办成一个“出版合作社”。所有工作人员均经过考试录用，经试用期考察后，有志于出版事业、竭诚为读者服务、工作出色、成绩优良者，才能成为社员。社员从每月的工资中，提出10％作为股金。韬奋同志常说：“我们请进来的是‘老板’，大家以主人翁的态度，忠于出版事业，同事之间，平等互爱，有谁想离开这个书店，‘股金’全部发还。”事实上，从没有一个同事自动地离开过书店。
这个“合作社”，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由选举产生理事委员会、人事委员会和监察人（监督财务）。理事中有王志莘、沈钧儒、杜重远、张仲实、胡愈之，他们决定大政方针（编辑、出版、发行）。人事委员会中，绝大多数是基层的职工，谁办事公道、有威信，谁就能选上。凡是用人、调动、辞退、调资，都由人事委员会讨论决定。在当时白色恐怖下，这种民主的管理制度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地去克服来自反动派的压力，这也是当时旧中国的其它出版企业所难以比拟的，所以向往到生活书店工作的人很多。韬奋同志这种不谋私利的高尚作风，还表现在用人制度上。他不允许录用私人介绍来的人，自己则模范地带头遵守。书店的招生广告，登在杜重远主编的《新生》周刊上，投考者都是《新生》的读者，应考题目并不深奥，如写一篇《自述我的家庭》、《对国事的看法》，从中可以了解投考者的家庭情况和政治见解，又能观察他们的文字水平和职业道德的常识。应考者人数很多，从中再挑选少数人，进行口试，考察各人的思想是否敏捷，对客观事物的应变能力，谈话的逻辑性和对事业的忠诚。因此，被录取的人，都是年轻有为，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的积极分子。
生活书店的工作制度富有新意，也很严格。每天七小时工作制，每周六天工作，但办事效率远远超过七小时。每天上班，各人在印有自己姓名的栏内签到，迟到者在另一种表上签名，并说明原因。办公时间不能吸烟，如张仲实、林默涵是不抽烟的，胡绳、金仲华虽有抽烟习惯，但办公时间也只好不抽。职工不打私人电话，也不作私人会客，书店的信封信纸不许私用，店里专为同事们代印有自己姓名的用笺。医疗是公费的，每人每年有半个月假期，谁不用，年终增发半月薪。工作忙时，大家自动加班，但没有加班费，作为业务考核内容之一。试用期满后，根据各人的贡献，三个月加一次薪，有二元、三元不等。工资额满五十元以上，六个月加一次薪；一百元以上的，增资时间要更长些。这种完全依靠自己劳动和贡献大小来决定加薪的办法，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谁做得好，每次增资就多。这种做法有利于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热情，提高工作效率。
当时生活书店出版十大杂志，从不脱期，《大众生活》的订户有十万，邮购读者有六万，邮购科占全店人员五分之一，人才济济，有条不紊地为读者服务。凡是在工作中不负责任、马马虎虎办事的，“就是本店事业的罪人”，是店规所不允许的。发生严重事故而影响书店声誉的，轻则批评，重则解雇。这种管理制度，促使大家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
生活书店的读者遍及全国，联系的方法主要是通信。大家都有本《工作日记》，每天收到多少信，办了多少事，开了多少订单，发了多少书，连同来信、复信，交秘书主任复核、盖章，统一发出。谁有积压，能及时发现，促使大家办得多、办得快、办得好。在这方面，邹韬奋同志是大家的榜样。他对读者来信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从不积压。他把答复群众来信看成是“天天和许多好友谈话，静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对一般来信，他批复内容，由秘书起草誊清，自己签名发出。凡重要来信，他亲笔回信。生活书店出版的《信箱》、《该走那条路》、《迟疑不决》等书，生动地记录了韬奋亲笔回信的动人事迹。
生活书店所以迅速发展，影响遍及全国，除了这个事业的进步性外，是与韬奋同志那种不谋私利、忠诚为读者服务的群众观点和内部管理的改革精神分不开的。他器重人才，用人唯贤。抗战开始后，被任命为西安、重庆、贵阳、昆明、桂林分店经理的，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同志，以店为家，艰苦创业。对于这些优良传统，出版界的老前辈们仍念念不忘。今天，我们从事文化战线工作的同志，同当年邹韬奋同志所处的环境相比，条件是无比优越的，但当年生活书店的许多卓有成效的管理制度和生气勃勃的工作作风，至今还有其现实意义。我们学习邹韬奋同志的求实、改革精神，也是纪念他的一种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