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重义更重——怀念老舍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礼重义更重
　　——怀念老舍同志
曾克
1940年的开春，重庆还罩在浓重的雾中。经过各方友人帮助，我在重庆一个私立中学（复旦中学）找到了一个小饭碗。教授初中一年级的语文并兼女学生的管理员。学校在市郊化龙桥。山城的交通极不方便，我必须住在学校。可惜，在当时，我连一套简单的单独使用的被褥都没有。这事，不知怎样先让老舍同志知道了。他特意送来了一床半长的俄国毯子。玫瑰紫底色上织着白色大牡丹花。这是老舍同志正使用的行装。重庆初春虽然不象北国那样寒冷，但，它空气潮湿，天空每日都象飘着蒙蒙细雨，人在屋子里也象浸泡在水里，加上衣食不丰，营养欠缺，老舍同志是不能离开它的。我决意不收，他生气了。我第一次看见他沉下了脸，透过他的眼镜看见他的眼圈有些儿发红。他一句话也没说，把毛毯留在椅子上就走了。
这天，我的心情很沉重。心想，就是收下毛毯，也怕辜负了他的一番诚意。想了很久，才想出一个办法。
我先跑到书场和茶社门口，看了看当晚排出的节目牌，选了有老舍同志平日喜爱的节目的一家书场，买了几张票，就给他送去。见面后，没有再提毛毯的事，他欢快地收下票，答应晚上一定去听曲艺。只是在晚上散场后他才又关心地问我，什么时候开学？还有什么困难？我爽直地回答说：“谢谢你，有困难我一定请你再帮助。”
我开始有了工作。环境虽然很复杂，我还是努力在自己工作范围内，向同学灌输一些进步思想，掩护一些同学的进步活动。没有料到，一个学期没过完，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大轰炸重庆，就在复旦校内落了炸弹。我住的女生宿舍倒塌了。学校停了课。半个月后才从瓦砾中扒出了宿舍中一些残碎物品。幸好，那条玫瑰红的花毛毯还没有损毁。我立即把它送到洗染店清洗出来。学校无法在市内开学，准备搬到外县去，开学时，我没有再收到聘书，我又失业了。
9月，经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亲自安排，我告别了山城，告别了老舍同志和关怀支持过我的朋友，去到我早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在赴延的两个月艰险旅途中，在圣地生活、学习五年岁月里，那床系着深厚情谊的毛毯，一直在我身边。我曾用它为上山开荒或烧炭的同志抵御风寒，为生病战友的新生婴儿保护过体温，当我们开展大生产运动纺毛竞赛时，也曾把它做为提高质量和产量的动力。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延安的干部按照党的安排，要奔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新解放区，去保卫胜利果实，去为和平、民主、新中国而效力。这时，我已经有了一个五岁的孩子，我要把他一同带到前方去。这时，很多情况相同的战友，都设法向边区群众购买一种交通工具。这时，我才忍痛用老舍同志的重礼红毛毯和我自己生产的一些小东西，换了一头小毛驴，用两个箩筐，一头驮着孩子，一头驮着行李，随着浩浩荡荡的干部队伍，渡过黄河，跨过封锁线，到了太行山。一路之上，小毛驴时刻负重与我们一同远征。我十分爱护它，而且，一看见它，就想起那床红毛毯。
到了太行，小毛驴还伴着我完成了很多去接近群众的任务。直至1947年春，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才把它又献给了公家。
每到春天来临的时候，用老舍同志的重义组成的红毛毯，小毛驴，总是在我眼前开出最早的花。今年，我要把这花献给老舍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　　1984年2月于北京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