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上有一股凝聚力——记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党委书记郦燮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他身上有一股凝聚力
——记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党委书记郦燮昌
本报记者　郭伟成　肖关根
熟悉郦燮昌的人都说，他身上有一股凝聚力，知识分子都爱往他那儿跑，都能在他那儿找到共同语言。
“最重要的是增加知识的浓度”
老郦所在的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是一家专门研究、生产各种疫苗、血液制品等生物化学试剂的单位。1952年，郦燮昌接手了这个当时才二百多人的小厂子，并把它苦心经营成国家的重点生物制品研制机构。1977年，“靠边”十年的郦燮昌重新担任了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兼所长。然而，等着他的是一支残缺不全的队伍。全所一千一百人，只剩两名正副主任技师（正副研究员），三分之二是初中未毕业的小青年。昔日好端端的一个研究所，劫后余生，却是满目疮痍，成了个很不象样的生产部门。生物制品是医学科学的应用，要为医疗部门提供防病治病的武器，不搞科研怎么能行？搞科研，又怎能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老郦在党委会上提出，要使生物制品所有个大发展，必须通过各种渠道网罗人才。
有了爱才之心，才有识才的慧眼。老郦只要碰上合适的人才，一定想办法“挖”来。实验动物研究中心主任陈天培，原是一家郊区医院的外科医生，有志于动物实验工作。老郦从上海市动物学会了解到以后，把他商调来所，派往英国进修动物实验学。回国后，又大胆地委以重任，让陈天培主持所里的动物实验工作。如今，陈天培的实验组成了卫生部医学实验动物中心。陈天培本人也被晋升为副主任技师，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在生物所实验楼里，我们见到了免疫研究室主任章谷生。早些年，他在一所医学院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虽有满腹经纶，却不能施展才干和抱负。老郦动脑筋把章谷生调进生物制品所。章谷生到生物所不到半年，被晋升为副教授，并主持了免疫研究。章副教授告诉我们，到生物制品所后，老郦把人事科长找来当面交代：“我请老章组织一支队伍，他要什么人，你负责调给。”老章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士为知己者用”，三年来，老章竭尽全力在生物制品所培养出一支堪称一流的免疫研究队伍，在国内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并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学术交流。这支队伍在基因遗传研究工作中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个偶然的机会，老郦认识了闲散在社会上近二十年的机械工程师董鸿猷。在交谈中，发现这是个人才，立即决定请他到所里工作，并破格给这个没有“劳动指标”的临时工以工程师待遇，让他负责生物制品机械设计工作。老董在党委支持下，搞成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安瓿冲洗机，提高了工效，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老董转正后又被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象这样的事情，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还有很多。老郦正是以这种爱才、识才之心，招纳了各方贤士，使生物制品所的“知识浓度”大大上升了。1978年以来，主管技师（工程师）级技术人员增加了43％；大专学历以上的技术干部从占职工总数的8％上升到25.6％；正副主任技师从二名增加到八名，新建立了五个专业研究室、三个研究组和三个国家级实验中心；生物制品所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变为科研为主的科研生产联合体。几年来，生物制品所取得三十多项科研成果，其中有十一项分别获得上海市、卫生部和国家科学成果奖，有的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全所现有制品中有一半以上是新品种，近几年来产值每年递增10％，1983年比1977年翻了一番。
“创造第一流的工作条件”
老郦常说：“有才不用是最大的浪费，应当给知识分子创造第一流的工作条件，让他们最大限度地释放出自己的热能”。1979年，老郦力排众议，选派何葆光作为首批赴美国进修的学者。在美国休斯敦，何葆光以顽强的毅力在研究肝炎疫苗的遗传工程中取得了突破，国外许多研究机构想以重金聘她。她把这一信息告诉国内，并希望回国后继续研究工作。老郦得知后，紧急动员起来，拿出了当时全所仅有的八万美元，又向上级机关申请五万美元，为何葆光筹建实验室。为了这五万美元，老郦亲自进京游说，三个月费尽了周折，才给何葆光汇出了这笔购置器械、试剂的款子。结果，从无到有地建起了国内第一流的细胞生物研究室，开辟了七百多平方米的实验场地。后来，又陆续追加了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完善了实验条件。何葆光也晋升为副主任技师。她告诉我们：“阻力很大很大，领导的支持也是很大很大的。”
不止是何葆光一个人。老专家张天仁说：“所里为出国归来的人都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条件，使之学有所用，这是大家都十分感动的。”
这几年，生物制品所的科研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都担任了研究室的行政领导。又要搞科研，又要管理行政事务，常常顾此失彼。老郦又建议为专家配备了专职秘书。血液学专家张天仁既是研究室主任，又兼任很多社会工作，干扰研究工作。给他配备专职秘书之后，一般的会议、行政事务都由秘书代办，使张天仁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顶着闲言碎语干
“老郦有魄力”，这是生物制品所大多数人的评价。这几年，他就是顶着闲言碎语干过来的。老郦常说：“不这样，你就什么也办不成。”
还是1979年年底，老郦在全所大会上向两位错划右派的科技人员当面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使他们在群众中抬起了头。想不到，当外单位来找其中一位同志联系工作时，一位支部书记却说：“他是摘帽右派，有事对我说吧。”老郦知道以后，严肃批评了这位支部书记，让他在全所中层干部会议上检查，并通报批评。以后，老郦又提议让另一位曾被错划右派的同志出国进修，回国后，还让他组建了临床生化试剂中心。一位科研人员说：“政治上的一视同仁，使我们与党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
老郦的工作并没有到此为止。为了解除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他又千方百计地在生活上给他们一些特殊照顾。所里挤出钱来盖了两栋“技术骨干楼”，规定副主任技师以上的技术骨干才能住。现在，正副主任技师们住的楼里，没有一户党政领导干部。余下的房子空着，“虚位以待”，谁评上副主任技师了，谁才有资格搬进去。所里的党政领导上下班都不接送，而正副主任技师们却车来车去，外出开会也有车接送，节省了他们的宝贵时间。这些技术骨干们连吃饭都是在小餐厅，让服务员端到桌上，随到随吃。对于这些，谁有闲话也不行，老郦认准了理！有一位副教授告诉我们他亲身经历的两件小事。有一回开会的时候，他无意中说了一句“昨晚蚊子真多，没睡好”。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老郦立即吩咐木工组给“技干楼”安上纱门纱窗。这位副教授腰腿有病，老郦知道后，特意叫人给他办公室搬去一只沙发，让他“休息时躺一会”。
生物制品所的知识分子们感谢党、感谢老郦。不过，他们有时也流露出一丝忧虑：“老郦已经63岁了，他不当领导以后怎么办呢？”老郦告诉他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只要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不能没有知识分子，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