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念张宗麟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忆念张宗麟同志
张劲夫
最近湖南教育出版社要出版著名教育家张宗麟同志的遗著《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事。在二三十年代，我国的幼儿教育，尚在萌芽时期，有限的几个幼稚园大多为教会把持。张老当时在陈鹤琴、陶行知先生的指导下，创办符合我国国情的幼稚园。自从他们在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成功后，才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幼儿园教育的标准。这一工作不仅对探索我国幼儿教育新路有一定的开拓和奠基意义，而且在政治上也表现出一定的爱国主义精神。幼儿教育是培育四化人才的根本。这本书的出版，不仅对幼儿教育工作者和无数青年父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爱国主义教育，也有一定意义。
1930年春，我到南京晓庄学校学习。当时的晓庄学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校长陶行知先生被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流亡在上海，学校由方与严、程本海同志等维持。这时我知道晓庄学校的著名导师（即教员，因晓庄提倡学生自学，由教员指导，故称导师）名单中有张宗麟同志，他可能已离开，当时我并未见到他。也可以这样说，张老是我在晓庄学校时未见过面的老师。我从同学的介绍中知道，他是和杨效春导师（在这之前杨已离开）一样，都是陶行知先生在南京高等师范（1920年后改为东南大学）当教务主任时的高足，都受到陶的器重，都先后被陶聘请到晓庄学校当导师。而他俩当时虽在教育上都赞成陶先生的生活教育主张，在政治见解上却有分歧，杨是国家主义派，张是反对国家主义的。这就是张老最初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人虽未见而已有印象，就因为他当时比较著名。
1932年冬，我到了上海山海工学团，和马侣贤同志在一起工作。张宗麟同志这时在厦门集美学校，任集美乡村师范校长。他和陶先生关系仍很密切。约在1934年春吧，张宗麟同志和爱人王荆璞同志，带着女张沪、子张闽来上海，这时我们才见到面。张老比我大十多岁，未有多谈，但留给我的印象是他对不同的人，态度是不同的。对真诚赞成陶先生教育主张的人，他很亲切、热情，谈吐也较率直；而对表面赞成陶先生教育主张，实质是利用陶的威望另有企图的人，则显露不满，并以警惕的目光，观察其言行。约在1934年冬，有一天陶先生约我在一个晚间为张老送行，这次是张老要去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任教。遗憾的是，因临时有事我未能去黄浦江码头送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陶先生和张老的失约，一直耿耿于怀，迄今也未能忘记。
“一二·九”运动起来后，张老从山东陆续介绍好多位爱国进步学生来上海，其中有好几位到山海工学团学习、工作，这时我是山海工学团的负责人。从介绍来的学生中，得知张老和学院主持人在抗日救亡问题上有尖锐的分歧，张老鲜明地反对学院主持人凭所谓“东方文化”说服日本帝国主义不侵略中国的错误见解，而且表示，宁可辞职不任教，也不能同意学院主持人的意见。这给我的印象，比以往就更深刻一层，不由得引起我对张老的敬意。一位教育家，在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不计个人得失，能有这样的鲜明而又坚定的态度，是令人可敬的。陶先生在1936年秋要出国，张老就辞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职务，回到了上海，代表陶先生参加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并主管陶先生在上海举办的教育事业。直到1937年底我离开上海，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和张老接触较多。张老代表陶先生参加救国会的上层活动，我参加上海各救国会总干事一级联合活动，我们之间经常要碰头。在“七君子事件”后，上海救亡运动受压，张老一直表现很坚决，很积极，对地下党工作的支持，不亚于陶先生，我深服陶先生的委托得人。至于陶先生在上海主办的教育事业中，最大的一个单位就是山海工学团，我当时任团长（即校长）。张老和陶先生在沪时一样，按时付给我经费，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从来没有耽误过。对于我们的工作，他和陶先生一样，放手让我们去做，从不干预，并且从旁热情支持帮助。我们地下党一直是在陶先生的掩护下进行活动，这时张老代替了陶先生的职责，继续在掩护我们。这说明张老和陶先生一样，是坚决拥护我党抗日救亡主张的，是坚决关怀和帮助地下党工作的。“八·一三”后，张老参加各界救国会的活动更积极了，工作更忙了。张老的上层活动，和我们地下党的实际工作，配合得极好。
1937年底，我从上海撤退到武汉，张老仍留在上海。上海沦陷后，听说张老在孤岛上仍坚持抗日斗争，做了不少工作。约在1942年，张老和其他一些同志，从上海撤退到津浦路东淮南抗日根据地，并经此路过去延安。
全国解放后，他回到了本行，又从事教育工作。1952年底，我到北京参加财经会议，他到旅馆看我，见面后知道他已经重新入党〔注〕，我很高兴。他在失去组织关系后一直追随党多年，总算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他重新入党时间虽迟，但为党的革命事业早已付出了许多辛勤劳动，早已作出了难得的贡献。也可以说，在他暂时脱离党组织的时候，他也仍然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我只是和张老在不长的时间里有接触，对他一生的评价，我没有很多的发言权。但我感到张老在上海抗战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为党的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他在实际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表面上为人们所知道的分量，也就是说是实大于名的。这比有些名大于实的人，更值得我们怀念和尊敬。张宗麟同志经历过曲折，关于对他在1957年被搞错的问题，已得到改正，党组织已为他作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我接触过的从旧社会来到革命阵营的老一辈中，张老是受到我尊敬的一位，谨写此片断回忆，表示我的怀念。
〔注〕张宗麟同志于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因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而失去关系。1946年，在延安，徐特立、谢觉哉两位老同志介绍他重新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