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灵了，效益好了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指挥灵了，效益好了
石家庄市造纸厂厂长　马胜利
我厂是个中型国营企业。1981年以来，三年没向国家上缴一分钱。
今年3月，我贴出承包决心书，保证从5月到年底实现利润七十万元，力争达到一百万元。有人说我是“异想天开”，“有个人野心”。
搞承包，并不是我“一时冲动”。1981年我是基建科副科长，我曾自荐当销售科长，提出了二十四条改革措施。1982年，虽然厂里亏损十六万五千元，但销售业务搞上去了。亏损的原因我心里一清二楚，就是因为吃“大锅饭”。当时我只管销售科，无法左右全厂局面。1983年3月，我自荐当厂长，要求承包全厂，但遭反对没干成。今年再次提出承包，我是对全厂情况深入调查研究之后作出决定的。我制定了“管理上从严、生产上抓紧、经营上搞活、生活上关心”的办厂宗旨，并订出三十六条具体改革措施和七十二个变通办法，而中心的一条就是要除掉“大锅饭”。
我们的承包“军令状”规定：立状人和承包组行使厂长和厂部的权力。如全面完成承包利润指标，立状人年终加奖五百元，承包组成员加奖二百五十元；完不成指标，分别扣发立状人和承包组成员当年四个月和两个月的工资，如果企业连续亏损三个月，酌情追究立状人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同时，在工厂内部对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也实行了承包，即按照产量、质量、成本、消耗四项指标逐级承包。由于各项承包指标与经济利益挂钩，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生产积极性。5月份，我们包给三个车间的生产利润总额是十四万元，而实际完成了二十九万元。
为了改变过去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我们颁布了“职工奖惩条例”，实行重奖重罚办法。违反厂规厂纪者一律罚款，立功者当场予以奖励。有个打浆工没有严格执行工艺条件，装浆浓度超过0.2％，这在过去是常有的，但现在按规定被罚款十元；一名锅炉维修工闻到电机有异味，马上找来电工修理。电机保住了，我当场拍板，奖他二十元。
过去在奖金分配上搞平均主义。1982年一车间没完成生产任务，奖金仍发50％。我们分配奖金则突出“三个第一”，即技术人员第一、销售人员第一、生产一线工人第一。厂对车间实行指标包干，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结果5月份得奖最多的达到二百一十七元，有三人被扣除了部分基本工资。这样一改，我们指挥灵了。
在革除“大锅饭”的同时，我们确立多品种、多渠道、多加工、多市场的经营思想，使企业由生产型变为生产经营型。过去只顾埋头生产，冬天生产冰棍纸，夏天生产水果纸，不重视销售和市场变化；现在我们注重产品更新换代和适销对路。拿卫生纸来说，已由只生产猫球牌大卷纸发展到生产手帕纸、擦手纸，目前准备投产妇女卫生巾、涂布纸。过去只向香港和东南亚出口，现在在欧洲也打开市场。过去，造纸原料旧棉的收购只局限于市里的废品收购站，每吨五百元，而且货源难保；现在及时掌握信息，到农村去收购，每吨只需二百五十元。
通过以上改革，我厂经济效益大大提高。5月份实现利润二十一万元，一个月就超额完成原订全年十七万元的利润指标。实践说明，企业改革必须从革掉“大锅饭”入手。
石家庄造纸厂原来三年没向国家上缴一分钱，实行承包后，一个月就完成了原订全年利润指标；上海两家烟杂店经过承包面貌很快大变，人们说“老爷店”变成了“便民店”。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办好企业，搞活经济，必须破除“大锅饭”。这是当前城市经济改革中的核心问题。
公开说吃“大锅饭”好的人不多了，但由于平均主义搞惯了，相当一些人头脑中还存在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他们对打破“大锅饭”后企业分配中出现的差距窃窃私语，甚至忧心忡忡，提出了异议。读者吴开远同志的来信提出了几个问题，比如改革后职工收入提高了应不应该提倡？工资分配要不要统一规定一个比例？要不要照顾左邻右舍？这很值得展开讨论。当然，工资的标准必须同一个企业经营的好坏挂钩，脱离了这个基础，或者是采取坑害消费者的办法获取利润来提高职工工资，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多劳多得原则的。
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