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能而使”的学问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杂谈

“择能而使”的学问
鲍林
“比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时时被运用着的，比如读报，只要用心，常常有可资比较的新闻。
记得人民日报3月30日有一则报道：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经过五年的“无长”状态，2月16日终于任命了一位代理所长郑哲敏。这位郑所长，是位知名专家、学部委员，有较强的组织管理才能，本该早就任命，但由于一位“书记”同志从中作梗，所以拖延下来。编辑、记者不乏幽默感，给报道加了个标题：《被延误了五年的任命》，字里行间，透露出几分感喟，几分痛惜。
三天以后的4月2日，人民日报又登了一则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把18名正副教授从处、系领导岗位撤下来，让他们回到各自的教研室，集中精力当好学术带头人，这18个同志如释重负，个个“心情舒畅”，白天带研究生，晚上著书立说、从事科研，“劲头更足了”。
这两条新闻就大可比较、研究。
乍看起来，两条消息是矛盾的：前者强调把知识分子推上领导岗位之重要，后者却赞成把他们撤下来，仔细一琢磨，就发现这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加起来恰好完整地体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说到底，是为了“珍惜人才，人尽其用”。知识分子是个群体，包含着各式各样的人才；落实政策，正是要使这些人才各得其所，并非都让他们去当这个官那个官。陈景润，无疑是个大大的人才，但让他去当数学所所长，恐怕未必恰当。哈工大的那些教授大约与陈景润有某些共同之处，否则不会当了官，反倒生出“苦恼感”。郑哲敏则不同，他是专家，又有管理之才，且为群众所拥戴，迟迟不让他“长”力学所，倒真正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区别对待，宜“长”的坚决“长”之，而这“长”，又不能是阿斗，要有职有权；不宜“长”的，就让他们“心情舒畅”地搞事业，这才是明智之举。
然而，使人“心情舒畅”也不易。有些人对知识分子横挑鼻子竖挑眼，挑惯了，就连人家的一些生活习性也常常看不惯，也要说三道四，“舒畅”从何谈起？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一位古人。春秋时，郑国有个大政治家叫子产，他手下有四个能人：裨谌多谋；冯简子善断；子大叔长得漂亮，又有文采；公孙挥懂外交，娴于辞令。其他三人还好，唯独裨谌，很有点怪脾气，他“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非到郊外才能想出好点子，住在城里则一塌糊涂。可子产对此并不挑剔。每次办外交，他总是先找公孙挥当参谋，然后不辞劳苦，驾车带上裨谌跑到野外，耐心地等他想出主意，然后同车回城，让冯简子据此作出决断，最后授权子大叔应对宾客。这位子产是令人尊敬的，他这样做也取得了实绩：“是以鲜有败事”。倘若换一位老兄，上来就猜疑“谋于野”是游山玩水，或者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必须予以“改造”，郑国的历史怕要改写。
任何领导者，包括新走上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尽管德才兼备，也不会全能全知。雄才大略如汉高祖也曾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领导的高明，往往表现在“择能而使”。
行文至此，照例该说几句“我们总该比他们强”了。从总体看，这么说是对的。可我觉得我们某些同志在用人上远不及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