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副厂长为什么要辞职？——来自凯里磁性材料厂的报告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正副厂长为什么要辞职？
——来自凯里磁性材料厂的报告
贵州日报记者 陈兴孔
编者按：洛阳矿山机器厂党组织支持厂长行使职权和凯里磁性材料厂正副厂长因受到党支部一些人的刁难而被迫提出辞职的报道，值得一读。过去，本报发表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的报道时，曾在按语中提出，选择什么样的人当厂长？怎样当好厂长？怎样处理好厂长和书记的关系？是改革中十分重要的问题。现在看来，在这些问题上，各级党组织如何尽快统一认识，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是十分迫切的。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很难取得成果，大批有胆有识的人才就很难发挥积极作用，四化进程就会受到影响。
今年4月25日，贵州凯里磁性材料厂厂长赵伟元、副厂长史光中，正式向上级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
凯里磁性材料厂，是电子工业部二十一家定点生产磁性材料的专业厂家之一。该厂虽是二十一家中最小者（仅一百四十二人），然而却以其王牌产品——101磁钢占全国总产量的30％扬名于磁性材料工业界。
产品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197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的赵伟元和1962年毕业于贵州大学物理系的史光中，1979年分别出任副厂长和供销科长；1981年分别出任正、副厂长。五年来，他们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锐意进取，使磁材厂这个自1970年建厂后一直亏损的企业，摆脱了濒临倒闭的局面，走向新生；从1979年扭亏为盈后，五年间完成产值二百零五点四万元，上交利润十八点八万元。
然而，就是这两位为工厂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厂长，却在无可奈何中，递交了各自的辞职报告……
这里对知识分子仍然是……
1983年元旦，在磁材厂党支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党支部组织委员这样宣称：“我们现在仍然是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这是对该厂党支部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绝妙总结。
让我们从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来透视一下其中的问题吧！
建厂十几年来，该厂从未发展过一个知识分子入党。是厂里的知识分子不要求进步，或是不够入党条件呢？否。厂长赵伟元，1972年以来曾三次向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赵伟元扎根苗岭，并作出了贡献，1981年，上级派来该厂蹲点的领导，就准备协助支部发展包括赵伟元在内的一批同志入党，但却遭到支部一些人的抵制。1982年，当时的州经委领导又多次过问此事。当着上级领导的面，支部领导表示要回去发展，但最后是堂而皇之地以什么“要求进步不迫切”、“还要考验考验”、“党员对他不了解”等借口为“免进牌”，长期将赵伟元等一批知识分子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
对赵伟元尚且如此，其他的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不难想象的。时至今日，在磁材厂的生产领导班子中，除一人在外单位入党外，所有的中层干部和厂长，竟没有一人是党员！
计算器与科技奖的风波
1983年10月，厂长从贵阳买回八台小计算器（每台仅四十二元），谁知竟引起了一场算盘与计算器的风波。就在厂长把计算器签发给有关科技及科室人员后的第二天早上，厂党支部书记在厂办公室门口，当着众人面，气势汹汹地大声训斥厂长：“你们独断专行，老虎屁股摸不得。我今天就要摸一摸！”怎样摸呢？他首先下令不准发，谁发谁出钱。当科技人员据理申辩，说计算器就象工人的锉刀、鎯头一样是一种工具时，他竟蛮横地说：“我们国家的算盘用了几百年，你们为什么非要买计算器，算盘不是一样用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同年同月，为了奖励科技人员和参加试制产品的工人们创造性的劳动，鼓励他们继续攻关，厂长们决定：拿出三百元钱作科技奖，奖励十项科技成果。可是，原来动辄几十、上百随便批钱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对发放这三百元科技奖硬要横加阻拦。一个说：“这些不能奖！”一个说：“这些东西（指科技成果）有什么稀奇！买点元件来逗逗就成了。”此后，这笔为数很少的科技奖，虽然经上级批准，但仍让厂长在厂内外跑了无数次腿后才勉强发了下去。就是这样，还是有人向上打了“小报告”。
“我这个书记还管什么？”
现行经济工作的一大弊端，就是管人用人的领导不承担经济责任，而承担经济责任的厂长却不能管人用人。赵伟元、史光中担任正副厂长的莫大苦衷，还在于手中没有一点儿人事权！
去年10月，根据生产急需，厂长在征得科室、车间及本人同意之后，决定将一名以工代干的采购员调回车间干其本行。这本是一次正常而合理的人事调动，但厂党支部负责人却站出来大加干涉，指责厂长们“不服从支部的领导”，理由是：根据厂党支部自订的支部工作条例（这是一个违反中央有关规定的条例），“科室工作人员的调整与变化”、“职工调出调进”均属“支部讨论并决定”的事项。这时，两位厂长针锋相对地翻出国务院关于厂长工作条例中，“厂长对工厂的人员、资金、物资有调动处置权”的条款，与之辩论。于是，在工厂内外开展了一场舌战。在上级主管部门召开的调查会上，当厂长援引厂长条例为自己辩护后，书记立即驳斥说：“你们根本不懂党的原则。我们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们把什么事都管了，我这个书记还管什么？”
那么，他又管了些什么呢？
——1982年调整科室领导，厂长提出让几个能独当一面的老大学毕业生担任，支部坚决反对；一名支部委员曾私下给一个车间主任讲：“你不要管生产，生产搞不好，由厂长负责！”；今年4月，厂里组织转干工作，党支部背着厂长及技术人员搞考试，群众反应强烈。
——1982年3月，厂里的一个财会人员，在赵厂长根据厂规扣发其爱人的月度奖后，竟针锋相对地要无理扣发厂长奖金。党支部书记对此不吭一声。厂里某些人多次公开谩骂，甚至要动手打中层干部及厂长。对这些严重的歪风邪气，支部领导却不作任何批评处理，熟视无睹，任其泛滥。
不该管的拚命管，应该管的却不管，本末倒置；抓住人权不放，多方刁难、干涉、阻碍厂长的工作。
“假亏损”及其他
1981年9月底，根据市场销售情况的变化和软磁车间三季度“亏损”上万元的情况，赵伟元决定停产软磁产品，将软磁车间并入硬磁车间生产硬磁产品。这本来是一项明智的决断，但又在厂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有的人又是告状，又是散布流言，什么硬磁车间是亲妈养的，软磁车间是后娘的孩子啦；什么影响销路，前段亏损要追查责任啦，等等。实际上，所谓“前段亏损”，完全是当时支部指定的软磁车间负责人蓄意制造的：这个车间负责人将近万元的生产材料开票过账后却不领出，又把几桶生产原料私自藏匿起来（仅碳酸锰就因此而报废几袋，价值几百元）。其目的就是要制造混乱，向厂长施加压力。由于这一“假亏损”事件与党支部某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时至今日，仍不了了之。
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大幅度提高产品数量和质量，满足社会需要，今年，在反复考察和论证的基础上，厂长们提出了引进西德、日本的磁性材料生产线的计划（投资二百八十六万元，年产一千万只磁钢，一年可创利一百零七万元，该项目已经省批准）。可是，支书却对此嗤之以鼻，阻拦反对。他居然这样责问厂长：“自动化程度太高了，多余的工人怎么办？”实际上，为这条生产线服务的工人，还得增加几十人。
两位厂长向记者谈及上面两桩事时不禁摇头叹息：“上面要我们主管全厂生产，可我们想要动一下，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有许多有形无形的绳索牵制着，我们实在干不下去了！”
并非结尾
早在去年，两位厂长鉴于前述的种种情况，就郑重地向上级派来考察班子的同志提出，若不彻底查清厂内问题，调整党支部班子，只有辞职卸任。今年，他们又多次向上级表示过同样的态度。但是，有关领导只将一位书记调走另任，将副书记升任正书记，一切照旧，终于酿成两位厂长的辞职。
毋庸讳言，两位厂长的辞职，在磁材厂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领导至今对此事缺乏正确清醒的认识。认为“并不是原则问题”，主张“过去的事情就算了”。更有甚者，某领导竟如此言称：“从支部来说，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搞得不好，但两个厂长也未能正确认识。”
种种现象表明，发生在磁材厂的事情，反映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一些单位和地方仍有相当大的阻力，也说明要在企业中进行改革并不那么顺利。现在，州委负责同志已责成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磁材厂的问题。
（原载《贵州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