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货栈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通讯

农民货栈
本报记者　金凤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蠡县城关贸易货栈经理温瑞勤拿起电话：
“喂，是保定来的长途，请接过来。您是王经理？您好！好烟、好酒脱销四天了。来点‘玉兰’和云南烟，再来点啤酒和葡萄酒，准销得了。说好了，明天去车，货款由银行汇，谢谢您，再见！”
他转过身，向我解释：
“保定市烟酒公司王经理来的电话。我们给他们代销，按批发价卖给个体户。我们提取2—3％的手续费。如今农村也喜欢啤酒，一百箱啤酒一天就卖光”。
说话间，进来一位小伙子。他叫韩英杰，在北关摆了一个小摊，今天来进货，先要了保定稻香村的白蛋糕、桃酥和酥心糖，又要了广东来的麦乳精和洗衣粉，货款一百一十四元七角四分。但是他只带了一百一十元，老会计刘英笑笑说：
“不要紧，那四元七角四分给你记在帐上，下次一起算！”小伙子满意地走了。
这时，又进来一位小伙子，是从博野赶来的。他叫邓通战，带了四百元，来批发烟酒副食。他告诉我：
“我一个月至少来五次，同这里来往两年多了。和国营一样，他们按批发价卖给我，服务态度好，每次来，总帮着我搬货、绑车。有时钱不够，还可以赊销”。
顾客的评价是最好的鉴定。这个七户农民办起的贸易货栈，经营方式灵活，服务质量高，向本县和临近七八个县的两千多个体工商户批发五十多种商品。
温瑞勤说：“我们这里，货放在货架上，顾客先看货，再交款。而个体户去某些国营批发站办货，常常先交款，后见货，好赖都得买，还要硬性搭配滞销货，人家说这是霸王买卖！国营商店早晚不营业，中午要午休，学习、开会挂停业牌子。不管人家路远路近，对不起，你就干等着吧。我们这里，早早开门，中午不休息，晚上晚下班，客户啥时来都接待，手续简便，一手交钱，一手取货。个体户大都是小本经营。国营批发站规定批发数量，（个体户）多了进不起，少了不给进货。我们这里进货不拘数量，五元、十元都可以，一条烟也卖。如果有的货卖不出去，还可以退回来。我们还帮个体户代销一部分货，连手续费都不取，纯粹是帮他们解决困难。前些天花园头村的吴国英进了价值五千元的白酒，销不了，愁得要死。我说，都拿来吧，放在门市部，已代销了一半。”
“我们给国营商业也办了不少事。县土产公司积压了一批塑料桶，我们要过来，很快就代他们卖完了。还有两百把折叠椅，长时间堆在仓库里。我去一看，原来椅子的螺丝松了。职工吃的是大锅饭嘛，谁也不肯动手修一下。我们要来，用钳子把螺丝拧紧，摆在门市部，几天全卖了。在他们那里是积压物资，到我们这里成了畅销货，农民看着新鲜，抢着买哩。我们又进了一千二百张，全销光了”。
我笑着说：“你很会做买卖呀”！
他连忙说：“全靠党的政策好呀，我是摸着石头过河，看一步，走一步”。
他谈起了这几年的经历。一个小小商店，也经历过一番曲折。
他今年四十二岁，初中毕业后到保定文化学院学了两年历史、考古。学校改成戏剧学校后，他回家务农，当过大队团支部书记和大队长。
1981年土地承包到户，他家六口人，承包七亩地。他看到报上报道，允许个体户经营商业和服务行业，就下决心种好责任田，兼营商业。
1981年9月，他和两名退休职工，一家拿出五百元，搭了一个小棚，卖香烟、酒、糖果、点心。工商行政管理局发了营业执照。他们干了七个月，进货近两万元，一人赚了七百多元。工商局说他们扩大营业范围不符合政策，罚他们一千元，他们交了三百元（去年年底退给他们了）。从此，他思想上有了压力，不干了。
1982年9月，他看到经济改革进一步展开，心里又活动起来，联合六户农民，一户拿一千元，办了一个“群利商店”。
1983年初，蠡县个体工商户成立了“工商业联合会”。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张生旺同志对温瑞勤说：“政策允许发展个体工商户。现在，个体户进货还有许多困难。你们可不可以办个服务站，联合起来进货。有什么困难，大家一起解决”。
温瑞勤说：“光服务不行，总得有点利润，还得给些投资”。
老张说：“工商局没有钱。资金你们自己筹，房子自己找。你们可以享受批发的合理利润”。
温瑞勤他们七户农民，各投两千元，又向银行贷款三万元。他们开了两个门市部，又租了几间房子当作仓库，成立了“蠡县工商联合会服务部”，向个体户批发烟酒、百货和副食品。一时买卖兴隆，热闹非凡。不仅本县的个体户，连博野、安国、安平、高阳、肃宁、饶阳、清苑的个体户都来了，一天营业额四五千元，甚至上万元。
温瑞勤四出奔波，和北京、保定、深泽、石家庄、广州、湖南、浙江的一些工厂和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广州的麦乳精，浙江的凉席，北京的搪瓷、塑料、布鞋，保定稻香村的糕点……个体户从他们这里批发出去，很快送到全县农民手中。
商业部门不高兴了，说他们冲击了国营商店的业务。其实，他们辅助国营部门，疏通了商品流通渠道。他们给保定酒厂推销了白酒，给定县食品厂推销了水果糖和罐头，给石家庄推销了折叠椅，给湖北宜城烟厂推销“三友”牌香烟，每盒香烟只赚一分钱手续费。
去年年底，县工商局又提出工商局是行政部门，不能领导他们。地区工商局说他们“发展方向不正确”，“对国家没有贡献”，要取消这个服务站。
老温说，他们本想给国家作贡献，想上缴一部分利润给工商局或工商联。工商局又不要，怕影响声誉。其实，这个服务站为本县和周围七八个县的两千多个体户服务，个体户都很满意，又给国营工厂、公司推销了商品，这不是给国家做出了贡献吗？
老温心里没底了，心想还是收摊吧。正在他开始处理商品的时候，城关公社企业管理站的王同志找上门，对老温说：“你们回公社吧，算公社一个企业，承包给你们，一年给公社五千元管理费”。老温同意了。
1984年1月，服务站改名“蠡县城关贸易货栈”和“城关第一合作商店”，兼营批发零售，领了两个营业执照。
这一来，老温他们有了“靠山”，胆子大了，放手扩大业务。现在，每天营业额五千元到一万五千元左右。今年头两个月已纳税一万三千多元。3月份营业额二十五万元，预计全年营业额可达两百多万元，比去年增加一倍多。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老温拿起电话：
“喂，我是温瑞勤哪。您是张家口皮鞋厂？你们来的四千双鞋两天就光了。天气热了，来点单鞋和高跟皮凉鞋。样子要好看些。好，发货就付款，谢谢您啦，再见”！
我看着他不到半天，电话中利索地谈妥了两宗生意。心想，若是国营商业部门，不知要开多少次会，经过多少道审批手续。
商业改革势在必行，农民在向国营商业挑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