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有《首都志》，还要有《首都年鉴》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首都文化风貌笔谈

既要有《首都志》，还要有《首都年鉴》
姜纬堂
读了黄裳同志《应该有一部〈首都志〉》的呼吁，极为赞同。
编纂方志，以纪“一方之全史”（章学诚语），沿为定例，相承不断，是我国堪以自豪于世的优良传统。在现存古籍中，方志的数量高达十分之一强，足以说明它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整理、应用方志遗产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例层出不穷，说明这宗历史文化遗产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在方志的研究与编纂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既是历史的责任，也是时代的要求。
拿北京来说，早在六百多年前便已产生了《析津志》，其后约半个世纪又有官修的（永乐）《顺天府志》问世。嗣后，递续纂修，相沿不衰。今存之北京方志即有六十八种，一千余卷。可称源远流长，蕴藏丰富。但自最后一次官修成书的
（光绪）《顺天府志》至今已阅百载，而这期间恰是北京历史上覆地翻天的剧烈变革的时代。虽说三十年代起曾有纂修《北京市志》之举，且不论其立场、内容，即就工作程序言，亦仅成体例未一、精粗各异的分门草稿，距离成书尚极遥远，充其量仅有资料专编的价值，实不足以补此期间的空白。
建国以后，中央和北京市各级领导，均对重修《北京志》十分关切。1958年，中共北京市委组成以已故邓拓同志为首的领导小组，依四十个篇目，动员各方面力量，展开修志工作。截至“文革”爆发，其中的植物、地质等七个专志，业已纂成出版；简史、文物等二十一种，业已写成初稿。虽未必皆成熟，但毕竟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资料，且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1981年11月，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向市委提出了《关于编纂北京志问题的请示报告》，就编纂宗旨、体例、篇目、分工等拟有设想。次年，市委有关部委以此为基础，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研究。目前，已告完成的有《北京历史大事纪年》、《北京历史地图集》；正在进行中的有《北京水利志》、《北京交通志》、《北京邮政志》、《北京历史人物传》等。余则有待开展。
时间已过两年，今日重提编纂《首都志》的问题，应该说是时候了。这也便是赞同黄裳同志呼吁的原因。
黄裳同志仅提到《首都志》，我以为这还不够。作为《志》，仅能截止到某一年代，而述其前史。历史不能间断，历史资料的积累尤应持续进行。《首都志》修成后并非万事大吉，续修《首都志》的任务还在前头。“三十年一小修，五十年一大修”，虽系旧例，但却说明方志的纂修需继续进行。为与《首都志》衔接，就有必要自《首都志》断写之年起继续编修《北京年鉴》，以纪录一个年度中北京市各项工作与建设事业的概况。作为资料工具书，《年鉴》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地反映北京市该年的概貌、工作进展、建设成就，为各级领导与有关部门掌握情况、总结经验提供方便，还可以从首都的角度反映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同时，这又是为今后研究与纂修《续首都志》积累资料的一项基本建设。赖此递年积累，不惟可免再出现似过去百年之空白，也可省得来日续修时临阵磨枪，急切难工。这样说来，其重要性实不亚于纂修《首都志》。所以说还要有《首都年鉴》，其理由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