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岛先生墓前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在中岛先生墓前
周斌
1984年5月12日下午，小雨间阴，微风轻拂，我随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和苏灵扬同志，驱车来到东京都世田谷区豪德寺墓地扫墓。我们几人默默地站在中岛健藏先生墓前，周扬同志和苏灵扬同志分别向中岛先生和紧靠着的先生父母的墓碑，献上一束绮丽的鲜花，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文艺界的这位知己挚友，表示敬意，向在场等候我们的京子夫人表示慰问。
豪德寺墓地四周，松柏长青，一片寂静。中岛先生墓前三位都已年逾古稀的老人，深情地相视，合影留念，谁都不愿匆匆离去。
记得正好也是五年前的今天，周扬同志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往访日本，到达东京后的头一件事，便是前去探望重病中的中岛先生。两位老人含着热泪，在中岛先生病床上紧握双手、热情拥抱、相互勉励的情景，使我这个在任何场合都必须善于控制自己情绪的翻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周扬同志表示“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在北京接待您”时，中岛先生吃力地但却兴奋地说：“您既然可以战胜癌症，战胜林彪、‘四人帮’对您的迫害，我也一定能够战胜病魔，重访北京，去看看清除‘四人帮’后中国出现的新气象。”
然而，这毕竟是不可能的了。一个月后，6月12日凌晨，终于传来了中岛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当时正在大阪总领事馆治疗腰病的周扬同志，立即乘坐新干线赶往东京，沉痛地向中岛先生的遗体告别。
中岛先生先后十五次访问我国，大多是由我替他当翻译的，后来我去使馆工作后，也常有机会见到他，聆听他的教诲。所以他一直对我非常关心，每次见面都要给我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和知识。我也一直把他视作一位慈祥可亲的老师。
中岛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大文人，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就毅然决然地把自己整个身心，用在同中国的文化交流上了。他创建和领导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1956年3月成立），成为战后中日友好事业影响最广、贡献最大的团体之一。
那个时候，日本国内反对日中友好、反对新中国的右翼势力，还十分猖獗。就在社会党浅沼委员长惨遭歹徒暗杀前后，中岛先生也多次接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有封信中还装着几颗子弹。但中岛先生每次都很坦然，一笑了之，不但丝毫没有退缩，反而干得更欢了。一次他向廖承志同志谈起这件事。他说：“我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连结在一起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唯一牵挂的，是跟随我几十年的老伴。我们无儿无女，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她就苦啦。届时只好请中国多多关照她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他说得很自然、很平常。
中国十年动乱，使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作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负责人，需要同中国继续保持一定的往来，但他熟悉和深交的许多老朋友，一个个成了“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有的含怨离开人世，有的关押在监狱里，有的被送往边远地区劳改了。中岛先生虽然十分关心和同情这些老朋友的处境和遭遇，但又不便打听他们的处境（不打听，有关部门的“造反派”就已经强烈暗示他必须“划清界限”和起来“揭发批判”了）。一次，他离京回国，我送他去机场，在环顾四周无人后，他轻声对我说：“你知道我想念哪些人。如有机会见到他们，请代为致意，就说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
1970年国庆节，是中岛先生最高兴的一天。上午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正当他和身旁的聂荣臻、李富春同志交谈时，周总理走过来拉着他的手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告诉主席：现在日本一些友好团体也分成两派，不团结，打内战，但中岛先生一贯主张大联合。主席听后笑了笑，紧握着中岛先生的手说：“你搞大联合，我一定支持你！”晚上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时，周总理又对中岛先生表示：日本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比中国更复杂，希望你发挥影响，做好团结工作，推动中日友好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中岛先生一边观赏焰火，一边深情地告诉我，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他都记住了。中国领导人这样信任他，使他感到幸福和欣慰。
1975年中岛先生访华后回到日本，显得异常兴奋，在一次招待会上见到我就说：“我同他们干开了！”我一时不解，便去向跟随他多年的学生和助手白土吾夫先生请教。白土先生告诉我，姚文元会见中岛先生一行时，口气很大，出口伤人，在一些文艺理论问题上，竟狂妄无知地指责和教训中岛先生，气得中岛先生当场同他顶了起来。中岛先生反问姚文元多大岁数，看过几本书，写过几篇文章。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在同中岛先生的多次接触中，一个疑问经常盘旋在我的脑际。这就是：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位大文人无私无畏地投身于中日友好的崇高事业？我曾几次当面问过他。他每次回答都很简单：“因为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人！”同中岛先生长期并肩战斗、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现任理事长宫川寅雄先生认为，一是战争期间侵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使中岛先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美日两国推行的反华政策使中岛先生产生了强烈的愤慨；三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完全吸引了中岛先生这个终身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白土先生补充说，中岛先生几十年的思想发展是有一个清楚的轨迹的：他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亲近感”。但中国鸦片战争后的悲惨遭遇，又使他产生了一种无比深切的“同情感”。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中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更使他欣喜异常，逐渐形成了一种毫不动摇的“期待感”，即坚信中国虽然会有曲折，但最终是可以成为一个自己寻求多年的“理想乡”的！
他们的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正因为此，中岛先生在我脑中的高大形象，也越来越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