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顺理为何要求离疆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记者来信

一位著名长绒棉专家进疆三十四年，曾表示要在塔里木干一辈子，可就在前不久打了调离报告。人们要问——
陈顺理为何要求离疆
今年3月20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农科所所长、副研究员陈顺理和妻子、农艺师马环突然登门向记者“致歉”。他流着泪说：“去年2月你们采访我时，我曾经表示要在塔里木干一辈子。可现在，我已打了调离报告，不得不改变初衷……”
六十一岁的陈顺理1950年由浙江大学农艺系毕业参军进疆，后在塔里木垦区从事长绒棉的栽培试验。经过八年的艰苦育种和系统选优工作，他和同志们在1958年秋育成了我国第一个长绒棉品种——“胜利一号”。后来又用八年时光选育出第二代丰产早熟、品质良好的长绒棉新品种——“军海一号”。
三十多年来，陈顺理扎根在大沙漠边上的小农科所，用两鬓白发换来一片“银海”，多次受到国家、自治区、兵团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
1982年元月，陈顺理担任了农科所所长不久，因为在办所方针、人事安排、经费开支等方面，同只读过一年半小学的所党委书记兼教导员产生意见分歧，而遭到压制和排挤。
国家农垦总局和兵团科委都明确规定，农科所以长绒棉新品种选育作为科研重点，并把这一工作列为国家科研攻关项目；近两年，上级拨给这个农科所的科研经费，85％以上是专门用于棉花项目的。陈顺理执行了这一办所方针，受到教导员和一些人的非难。他们指责陈顺理“重棉轻粮，屁股坐歪了”、“自己搞棉花，就把别的项目当做后娘养的”。
在人事安排上，陈顺理不同意将一个作风不正的职工提干。但此人与教导员关系好，还是当了政工干事，不久又调任师直机关秘书。一个在“文革”中挥鞭打人的“造反战士”，曾受过陈顺理的严厉批评，却被教导员提拔当了管理员。
陈顺理当所长两年，被人扣了许多“帽子”，其中一顶是：“利用职权安排女儿当棉检员”。陈顺理夫妇有一儿一女，儿子当保管员，女儿高中毕业在所里当车工。去年3月，一位主管棉检工作的农艺师需要调配三名棉花纤维检验员（工人编制）。他按照所里年初制定的人员调配原则，选了三名女工，拟送北京棉检所短期培训，其中有陈顺理的女儿。一些人抓住这件事起哄，直到5月中旬，人选也未定下来。北京棉检所来信催促，陈顺理于5月15日以所长名义批准了这三名人选。农科所有人就此大做文章，又是串联签名写告状信，又是散布“农科所职工要罢工”的空气，要挟师领导。师直党委听信了农科所教导员等人的汇报，立即责令陈顺理撤销原决定，并要他向师直党委写检查。5月21日，农科所个别人沿袭“文革”故伎，贴出“打倒陈顺理！摧毁陈家王朝！清除黑爪牙！改组领导班子！”的大字报，对这种公然违背宪法的行径，所党委不批评制止，原师直党委副书记甚至说什么：“现在贴大字报是不好的。不过，群众有气，这也是可以谅解的嘛。”
最叫陈顺理伤心的是，所里有人多次指责他“对党的感情淡薄”，“脱离党的领导”。教导员还在一次全所会上说：“陈顺理同志，恰恰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这些原则问题上犯了错误。”谈到这个问题时，这位在“文革”中饱经折磨而未掉泪的老科学家不禁掩面痛哭。
陈顺理从五十年代起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仍被关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他离开富庶的江南水乡，来到荒凉的塔里木，埋头苦干了三十四年。一些城市科研机构几次要调他去工作，他都婉言谢绝了。去埃及考察期间，为了多看一些长绒棉良种，他放弃了参观金字塔和人面狮身像的机会。十年动乱中，他下放当“老牛”，还搞了十二亩的长绒棉试验田，一天劳动工作十二、三个小时，积累了数万字的数据和大量资料。他为创建我国第一个长绒棉科研基地呕心沥血，却从不以功臣自居。
陈顺理在工作中受苦受累，他可以不计较。使他难受的是一些人不仅无端指责他“对党的感情淡漠”，“脱离党的领导”，而且还有人放火烧他家的鸡棚，两次毁掉他育种试验盆里的棉苗（其中有从北京种棉所搞来的珍贵野生棉的育种材料）。事情发生之后，教导员等人不闻不问，听之任之。陈顺理彻底失望了。去年12月，他怀着悲愤的心情打了“辞职报告”。师党委不问是非曲直，也未进一步征求陈本人意见，很快就批复同意。与此同时，支持陈顺理工作的所党委副书记也被解除了职务。
为了解决陈顺理受压制的问题，兵团组织部曾责令农一师组织处调查。农一师组织处处长却不让调查人去农科所，也不让找陈顺理谈话，仅在师直机关找了那位教导员和由他“栽培”的师直机关秘书，以及完全偏袒一方的农一师科委负责人进行“调查”。这种调查的结论当然很难客观、公正，为此，受到兵团党委的批评。在上级党组织面前，农一师党委不得不表示改正错误的“高姿态”。谁知，记者刚刚离开，农一师党委又搞起了小动作，重新指派那位组织处长及科委主任去搞“反调查”，再次受到兵团党委的严厉批评。
兵团司令员陈实闻讯后于3月底接见了陈顺理夫妇，对他们进行了安慰，并答应调查解决他们的问题。陈顺理夫妇感谢党组织的关怀，表示留下来工作。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农一师对陈顺理夫妇的问题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本报记者　兰学毅　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