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报》和《文艺报》开展——话剧《街上流行红裙子》的讨论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化动态

《戏剧报》和《文艺报》开展——
话剧《街上流行红裙子》的讨论
最近，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上演了反映纺织厂青年女工生活的话剧《街上流行红裙子》（马中骏、贾鸿源编剧，陈颙导演），在观众中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戏剧报》第六期、《文艺报》第七期发表了六篇文章，围绕着女主人公、劳动模范陶星儿的形象塑造问题，展开讨论。剧中的陶星儿由于偶然疏忽，她所织的布在交接班时漏过了一个疵点。车间值班长怕这个疵点影响劳模声誉，竟把疵点转嫁给同班女工葛佳。为此陶星儿深感负疚，悄悄忏悔。她抢干重活，克己忍让，甚至放弃上大学机会，希望以此洗刷污点，取得大家的谅解。然而事与愿违，她干得越多，荣誉就越多，与群众的隔膜就越深。她苦苦地思索，终于明白了自己是“在劳模荣誉的束缚下，失去了一个人应有的勇气和真诚”。她战胜了自己的懦弱，勇敢地向伙伴们剖露了一切。
现将两刊发表的观点摘述如下：
熊源伟的文章认为，该剧大胆地写了劳模的孤独感，而这种劳模孤独感是打着八十年代生活印记的社会现象。从五、六十年代劳模的荣誉感到今日劳模的孤独感，虽然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扭曲的表现，但从本质上看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多少年来，我们不自觉地把先进模范和一种僵死的概念、划一的规范、固定的模式等同起来，大家这样看，劳模自己也这样看，作茧自缚，积习成癖。今天人们对劳模缺乏信任、缺乏热情，正是前进的生活对过去偏见的必然反拨，其中包含着追求真实、追求个性的合理因素。陶星儿这个新的舞台形象，不仅有真实的生活基础、浓郁的时代气息，还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净化生活的道德力量。
童道明的文章认为，该剧对“真诚”的追求，更深一层地触及到我们时代生活的脉搏。《红》剧呼吁无论人与人之间，还是对待自己、对待生活，都要“真诚”。编导关心的不是陶星儿的过失本身，而是造成这过失的客观历史原因。劳模身上也有旧的痕迹，劳模也要跟着时代前进。因此，当陶星儿终于拒绝值班长的劝阻，把“真诚的心灵”敞开在姐妹面前时，舞台上出现了最激动人心的场面。
吕复的文章认为，该剧形式虽然新颖，但内容欠佳。剧中陶星儿向观众宣称：“我不是一个劳动模范，我是一个普通工人。”这种把劳模与普通工人对立起来表现，是很片面的。陶星儿连对漏过疵点这样的事都不敢正视，说明她的思想既不先进，品德也不高尚。这种含糊描写，损害了正面人物的形象。他还指出，应当把劳模孤独感的来由表现清楚。是来自领导的不当？是来自群众的偏见？还是来自自身的原因？如果这几方面都有，什么又是主要的？是非要分清，不能因为某个劳模有孤独感，干脆就不要劳模了，这样未免太偏颇了。
兰光的文章指出，《红》剧给人的感觉是宣传了这种观点：“青年中各有自己的优缺点，没有什么先进和落后之分。人就是人，人是复杂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陶星儿的思想有没有一定的先进性？要不是劳动技术熟练，劳动态度好，能够九千多米布只出一个疵点吗？可剧本硬是不承认她是劳模，说她的爱厂如家，她的勤于助人，她的宽厚忍让，都是出于为个人求得灵魂的安宁的动机。这种对待劳模的虚无主义思想，符合生活的真实吗？同样，劳动模范的先进思想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要通过思想教育和实践中的培养，这就是思想政治工作。不可否认，目前我们的政治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包括《红》剧中值班长那种“揠苗助长”的方式方法，要改革，要改进，但不能使人得出必须否定政治工作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