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命的不朽——记上海药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梅放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为了生命的不朽
——记上海药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梅放
杨忠华　乐维华
1984年1月22日，梅放告别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上海，动身去广州白云山制药厂……。
他是上海药物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癌症缠住他已整整九年了。现在，他连路都走不动了，可是他却办理了工作调动手续和户口迁移手续，自愿去广州工作。
去年，一个春风醉人的夜晚，在上海出差的白云山制药厂副厂长苏建生，正和梅放促膝恳谈。
“……有人说我们厂用重金收买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曲解。我们只是信任、关心、依靠知识分子，我们讲信誉……。”
白云山制药厂地处广州北郊景色秀丽的白云山脚下，建厂只有十年，而上海药物研究所，却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个老所，有几十年历史。论科研条件和技术力量，论名气和水平，白云山制药厂自然都不能与上海药物研究所相匹敌，它那简陋的实验室，还刚刚在山坡上筹建。
“如果愿意，你们这家子我都要！”苏建生了解到梅放的妻子徐垠也是药物所的一位助理研究员；两个女儿，一个在第一医学院学习，另一个在上海外语学院学习。
梅放是1956年北京医学院的毕业生，多年来一直从事肝癌的研究。他正在研制诊断早期肝癌的Ⅱ号造影剂，可是由于国内目前尚不能生产的颗粒研磨机一直无法进口，使他焦急万分。苏副厂长一口答应：只要他调往白云山，厂里可设法进口这台机器。这使他铁了心。
几个月过去了，手续还没有办好，梅放以借调的名义来到了白云山制药厂。
梅放接受了第一个研制任务：负责研制一种新型的驱肠虫药——甲苯咪唑。去年9月16日，他和另一位药师立下“军令状”，向厂领导递交了一份“责任书”，保证在六个月以内拿下三公斤甲苯咪唑的合格原料，每公斤成本在三百五十元以下，如果拿不下来，甘愿扣除一年奖金。
甲苯咪唑，是一种广谱的驱肠虫药（能驱除多种肠虫）。我国人民中患肠虫的相当普遍，尤其是农民，80％以上有这种病。“我要为自己增加点压力。一个医药科研工作者，如果不能减轻人民的痛苦，人民要我们干什么？”当有人问到他为什么要立“军令状”时，他很动感情地说。
梅放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曾经得了三期胃癌、动过大手术的人，请看他的工作日程：
9月16日立下“责任书”后，短短几天，就提出了合成甲苯咪唑实验的设计方案。
9月下旬，他赶到上海，用了整整二十天时间，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技术资料。
10月中旬，他回到广州，设计出了一条原料丰富、毒性小、成本低、工艺简单的最佳线路。
11月上旬，他再次到上海，利用药物所的实验设备做实验。他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进实验室，一直工作到晚上六七点才出来，经过半个月的奋战，终于做出了两批甲苯咪唑结晶，经X光衍射图谱测定，结晶形状和国外进口的完全一样。
没有什么比事业上的成功更令人兴奋了。可是，梅放还来不及享受胜利的喜悦和幸福，病魔却早已悄悄地缠上了他。
九年前的一个深夜，梅放起床服药，突然一阵天转地旋，他昏倒了。家人把他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是三期胃癌，并且已经转移到了胃周围的淋巴结上。医生施行了扫荡性手术，切除了他五分之四的胃和被侵蚀的淋巴结。当时，医生把两手一摊，对满面愁容的梅放的妻子徐垠说：“买些想吃的吧，最多还能活一二年。”
可是，他居然奇迹般地度过了九个春秋。
今年1月15日，姗姗来迟的调令终于到了，梅放兴冲冲地赶回上海办理正式调动手续。
也就是在这一天晚上，他的全身突然感到剧烈的灼痛。在家属的一再催促下，他到华山医院作了胃部造影和X光摄片检查。
晴天霹雳！华山医院的X光片宣告：
梅放的胃癌复发了！被压抑了九年的癌细胞扩散到了他的颈椎、胸椎、肝脏和骨髓里！
梅放一边安慰着自己的妻子，一边又对她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你赶快去买飞机票，马上回广州，否则，我瘫痪后就回不去了！”
飞机就要起飞了，梅放回首凝视着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上海城，潸然泪下了。
早在1965年，梅放就和华山医院放射科主任陈星荣合作，开始向肝癌——“癌中之王”发起了持久的进攻。梅放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把口服抗癌药喜树碱制成混悬剂，通过静脉注射，使药物通过血液循环到达肝脏，利用肝脏中大量的枯古民细胞对异物的吞噬作用，使药物集中在肝脏，以提高疗效。
春华秋实，十三年过去，他们终于研制出了可供静脉注射的喜树碱混悬剂。
可是，有的人就是不信。梅放和陈星荣只好卷起各自的袖管，往自己的静脉里注射。喜树碱混悬剂的第一次人体试验，是在试验者自己身上进行的。
结果，混悬剂在上海、广西、广东、桂林、温州、河北等地十多家医院里做了四百多例临床试验，证明用药后可以明显提高原发性肝癌的手术效率，延长生存期。
1977年底，在上海市肿瘤防治办公室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肿瘤防治领导小组联合召开的鉴定会上，喜树碱混悬剂获得了一致通过，并实现了由实验室到工业生产的转移。
1978年，喜树碱混悬剂荣获了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全国科学大会优秀成果奖。
带着患过三期胃癌的病体，梅放一刻也没有放松向癌症的进攻。他的足迹踏遍了国内的一些癌症高发区。
“记住，万一我不行了，”梅放从口袋里拿出两瓶药放在桌上，对同行的同事说，“你就往我嘴里灌药。”
从1975年到1980年，整整五年里，身患癌症的梅放做了十次化疗，每次疗程为八十天，中间停一至三个月，这是破记录的化疗。化疗反应使他头昏、恶心，吃不下饭。可是，每个疗程结束后，他又迫不及待地去上班了。有一次，要到广西肝癌高发区去做临床试验，可化疗还没有结束，他把化疗药物往包里一放，踏上了南去的征途。
这些年来，他经常是在头昏眼花、恶心呕吐中度过的，可是他依然如故，研制Ⅱ号肝脏造影剂、研制斑素乳剂、试验喜树碱混悬剂，往返于启东、广西、苏州、上海之间……。
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提职称他没挨上，一次性照顾中年知识分子的补助，又没他的份儿。
1月22日，梅放被人从飞机上抬下来，一辆轿车把他送进了病房。
王宪国副院长来看他了。他伸出两只指头，说：“我没有别的要求，你要延长我两个月的生命，让我把甲苯咪唑资料整理出来。”
第二天拂晓，梅放把大女儿叫在身边，开始整理甲苯咪唑的实验资料。由他口授，女儿记录。他吃力地喘息着，不时叫女儿擦去额上的汗珠。
几天以后，一叠整理完毕的甲苯咪唑资料，交到了白云山制药厂的贝兆汉手里。这位四十四岁的党总支书记，捧着这份用血汗凝成的资料，手颤抖了，眼睛湿润了。
也就在这天，梅放的病情迅速恶化，下身浮肿，截瘫了。
厂里派了六个工人来帮助护理。他们和医生护士一起，不分昼夜，两个小时给梅放翻一次身，四个小时开放一次导尿管。老护士杨春，每周两次给梅放抠大便。梅放面对死神而不动声色的精神，激动着医生、护士。医院领导发出号召：“学习梅放，以梅放的精神护理好梅放，为延长两个月生命而努力！”
两个月的时间快到了。
梅放把徐垠叫到病床前：“甲苯咪唑的实验资料整理好了，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现在，我得讲一讲我的……我的遗体了……。哦，别哭，好好听着，我这个尸体非同寻常！有这么多癌细胞，谁能比得上我！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吧。”
他的心脏停息了。那天，是3月21日。
这个日子，正好满足了梅放最后两个月的要求。
（原载解放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