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封读者来信转出以后……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四十九封读者来信转出以后……
本报收到的读者来信，除在报纸上发表和选登内部刊物以外，多数都按规定转有关党政部门处理。这些信转出后的下落如何呢？有什么经验教训呢？这里，我们就局部地区的情况，向读者作一次汇报，并希望通过这一汇报，引起其他地区有关部门和同志的注意。　——编者
1983年初，我们将一个月内来自安徽省阜阳、六安两地区的六十八封读者来信，转给地委处理。今年3、4月间，记者到这两个地区中的十三个县、市，走访了二十一位写信人，调查了这批信中的四十九封信的处理情况。
这些信大体的行程是：报社——地委信访办公室——县、市委信访办公室——县、市所属的部、委、办、局和区、乡（具体处理信访的部门）。
每到一地，我们先请具体处理信访的部门介绍调查处理情况，再找到来信人交换意见。一路行来，我们了解到有十一封信处理得较好。霍丘县临淮岗二级站的宋玉才因病双目失明，要求进盲人学校读书，因不符合有关规定等原因，一时满足不了要求。但县民政局并未因此不管不问，而是一面积极向省民政厅反映，一面向宋说明情况，除数次书面答复外，还给二级站领导打电话，希望他们根据宋的情况给以必要照顾。还有霍丘县孟上区医院一职工反映的关于计划生育问题、利辛县王市税务所人员执行任务时受到无理围攻等读者来信，也都得到了妥善处理。
然而，一个令人深思的比例数摆在面前：11∶49。处理得较好的信只占22％。其余的信到底处理得如何？原因又是什么？
行前，我们曾认为党中央历来强调要重视信访工作，再说，这些信已转出一年多了，不会还有被置之不理、打入冷宫的吧！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六安市造纸厂熊先进的女儿长期患病，请某医院会诊时，人家不同意。他希望由医院做个诊断结论，即使治不好，心里也踏实。信由六安地委信访办公室转到六安市卫生局一年多，却连个简单的答复也没有。阜阳地区一封批评地区经委某领导的信，经地委信访办公室转到地区经委后，原经委主任一没研究处理，二没请示汇报，大笔一挥，批了“阅存”二字，便锁进抽屉。
与上面这些信的遭遇相比，其它信可算比较幸运，因为有人过问。但是，过问的情况又如何呢？
蒙城县的张学沛，平时爱看报，好提意见。前两年，他觉得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之一是社队干部提留不合理。一次，大队书记等人来收提留粮和款，他又提了意见。不料话不投机，同队干部争吵以致相互撕打起来。不久，他被县公安局拘留了十五天，罪名是抗粮不交、打骂干部。省委信访处看到张的申诉信后曾指出，对张的处理是欠妥的。蒙城县委也不止一次派人调查了解。但是，由于公安局和区、乡有的领导，特别是原县委的一位副书记知错不改，使问题拖了很久未得解决。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种情况不少。如蒙城县的刘顺祥集资办厂安排待业青年，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错罚了款。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至今未彻底认错。
为了更好地了解情况，我们最初将信转出时，曾请地委函告四十九封信中十五封信的查处结果。对此，大多数县、市都答复了。但我们这次调查发现，这些答复竟有一大半与实际情况不符。毫县位岗区退休教师田洪恩在“文革”中被批斗抄家，县委答复说，已公开宣布为他平反，赔偿经济损失二百二十元。可是当田洪恩见到记者时，竟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因为所谓赔偿，只是空话一句，他一分钱也没拿到。
这些失实的答复信怎么会顺利上报的呢？有关县、市委信访办公室的同志说：“我们对下面的汇报过于相信，没有再查核。”确实，一些信访部门对基层上报的答复信是很少复核检查的，下面怎么报上来，就怎么转报上去。这显然是不够认真负责的。当然，一些县、市信访办公室的同志也有难处。有的县信访办公室人员很少，甚至不足编制的一半，有的负责人长期被抽调在外；不少县信访经费偏紧，有的县办理信访的人员，办事靠双腿，连辆自行车也没有。他们说：“能用电话常催着点儿，尽快将复信报上去，就不错了。”
为何存在以上这些问题呢？主要原因是在不少党政领导机关的日常工作中，信访工作往往排不上号。有的信访办公室只起个“守门员”、“收发室”的作用。有些应由主管业务部门查处的信，往往推给信访部门。信访部门一般不能独立办案，还得由业务部门查处。如拖着不查，也只好去催办。遇到难案，催起来更费劲。另外，有的办信人认为，信访这个差事不好干。你要真的认真去查，不是得罪了某个领导，就是恼了哪位上司，阻力可大啦！
看来，信访工作既需要上级领导的重视，又需要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还需要下面单位的支持。只要上下左右共同努力，针对现有问题采取积极措施，就可以使信访工作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本报记者　方良根　涂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