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要力争与经济改革同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谈高等教育的改革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教育改革要力争与经济改革同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谈高等教育的改革
本报记者　毕全忠
谢韬教授解放初期就在吴玉章同志领导下参加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三年前他担任
了这所大学的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他力主改革，大胆、坚决地按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要求抓校内各级领导班子的调整。记者请他对当前高等教育的改革发表看法。他说：“我国的高等教育很不适应今天的形势。无论从它本身来看，还是从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来看，高等教育非改革不可，而且必须大改。对这一改革，心要热，这是高教战线每个同志的责任。另一方面，教育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简单搬用经济改革的办法。各校情况不同，别校的经验也不能照抄，否则就会‘东施效颦’。因此，头脑又要冷静。”
“怎样做到既热心又冷静呢？”我问。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明确高等教育改革的方针和目的”，谢韬说，“现在大家都在考虑怎么改革，提各种方案，想各种路子。我感到人们的兴奋点不一样。以我们学校为例，有的着重考虑管理体制的改革，有的主张先改革教材和教法。学生关心教学、考试制度的改革，有的教职工则主要想通过改革提高福利待遇，增加收入。改革的方针和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认为高等教育不能离开经济的改革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去孤立地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目前的局面，基本上是五十年代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形成的。那时候基本上是单一的计划经济，统得很死，次序是重、轻、农，并且基本上是封闭式的。高等教育也是这样，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统一的教学大纲。专业设置的次序也是重、轻、农，形成重理轻文的倾向。大部分专业的内容是反映五十年代的科学水平。对外开放的渠道很少、很窄。基本上是不懂教学的人来管理学校。现在，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在走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对外开放，并且有长远的发展目标和规划，而高等教育却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格局，不改革怎么行？这个改革要力争与经济的改革同步。邓小平同志去年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深刻地揭示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这一规律。‘三个面向’是整个教育工作的方针，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方针。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方针指引下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多出科研成果。”
在谈到如何贯彻“三个面向”的改革方针时，谢韬认为有两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一，教育部门包括高等学校在制订改革计划、措施时，要充分了解和认真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情况、趋势，及其近期、远期对人才的要求；经济部门和社会各界也要关注和支持高等教育的改革，向教育部门及学校提供各自改革的目标、发展的规划，及其对人才的要求。两方面要紧密结合，不能互不通气。现在看来，这一环节做得很不够。二，教育改革要有教育理论的指导，而我们高等教育的改革却缺少这个。我国的教育落后，教育理论研究更落后。解放前采用的是孔夫子和欧美资产阶级的理论。解放后又采用苏联凯洛夫的理论，现在都不行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教育理论学说。
讲到这里，谢韬向记者介绍了他不久前到苏联考察时了解到的情况。苏联的教育有它教条主义、僵化、自我封闭等陈旧之处，但总的说来它的教育是发达、先进的，培养出了不少高水平的科技人才，近年来的教育改革也颇有进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很重视教育科学研究。苏联有两个全国性教育科研机构，一个是苏联教育部所属的教育科学研究院，它有三十个研究所，而且各有自己的实验学校；另一个是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所属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两个机构研究力量强大，经费充足，不断出成果，不断为教育实践提供新的理论。相比之下，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无论从力量、条件和成果来说，都太差了。谢韬说：“当然，有时是先干，再总结出理论，不能等理论完备了再改革。然而，一般地说，理论总应走在前面，否则就谈不上指导作用了。因此，改革中必须注意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指导。这是做到心要热，头脑要冷静的重要保证。”
最后，谢韬说：“现在改革的当务之急是上级领导部门要下放权力给学校。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全身不动，一发难移。学校没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要改革真是一发难移。从学校内部来讲，也有放权的问题，同时也有集权的问题。现在是校长无多大自主权，有的甚至形同虚设。因此，实行校长负责制，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来说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