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三改”好——堰桥乡乡镇工业企业改革的调查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一包三改”好
——堰桥乡乡镇工业企业改革的调查
谢世荣　邢幼青　尹光华
江苏省无锡县堰桥乡1983年在乡镇工业企业中推行了“一包三改”，即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干部任免制改选聘制，工人录用制改合同制，固定工资制改浮动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有益的改革经验。
“一包三改”后取得的经济效益
堰桥乡1983年2月开始实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成立了乡政府与“堰桥人民公社经济联合委员会”（简称“经联委”），实行政社分设。“经联委”是个经济实体，领导五个公司。其中工业公司下属乡办工厂十八个，村办工厂一百二十四个，还有小队办工厂一百○六个，包括机电、纺织、电子、建材、服装等行业。
堰桥乡的乡镇工业已有二十年历史，从1963年开始创办。前十年是开发时期，靠下放工人和“五匠”、小手工业起家，敲敲打打办厂。后十年是发展时期，参照国营企业管理办法办厂。由于管理体制上存在“终身制”、“铁饭碗”、“大锅饭”三大痼疾，加上“左”的思想束缚，乡镇工业的发展曾出现过两个马鞍形。1983年推行了“一包三改”，大大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使堰桥乡的乡镇工业进入飞跃期。1983年产值、税利猛增，乡镇两级工业总产值完成四千四百七十一万元，比1982年增长55％，实现利润九百一十三万元，比1982年增长75％，上交国家税收四百七十二万元，比1982年增长74％。
“一包三改”推动了全乡经济的新起飞，1983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一跃而为六千八百二十八万元，较1982年增长74％；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7％，全乡务工劳力已占总劳力的61％；同时，加快了农民富裕起来的速度，1983年全乡社员人均收入水平达五百零四元，比1982年增长一倍，其中集体分配水平人均三百六十九元，比1982年增长一百四十三元。
“一包三改”的内容和基本做法
（一）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
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即企业对实现利润进行承包。在经济利益上坚持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关系的原则，企业照章纳税，保证国家收入。税后留利，按合同规定比例分成，一部分上交有关主管公司，一部分企业自留。超额实现利润部分，另定有公司与企业的分成比例。企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由企业提出，有关主管公司审定拨付。企业全部留利，用于职工个人分配与集体福利。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职工在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的前提下，适当多得。
工业公司对各企业承包指标的确定，系以企业前三年平均水平、历史最高水平和后三年预计递增水平为依据，并根据企业的现有生产能力、市场销售情况，合情合理地确定企业承包基数，做到“干部敢挑，工人敢包，留有余地，有产可超”，“人定岗、岗定责、责定利”，一包到底。
承包方法，是采取“层层包，人人保”的办法，先由经联委主任同各公司经理签订承包合同，各公司再与下属各企业厂长签订承包合同；厂内有厂长、车间主任、班组长、职工个人层层承包，做到经济承包合同到人。承包办法中明确规定企业的性质不变，资财归集体所有，承包者只能按合同规定范围内保护使用资财，不得破坏、转卖、出租、转手承包。如处理多余的固定资产要经公司批准，其变价收入按会计制度规定转入专用基金，不得转为利润分配。承包者受上级领导，职工监督。
承包的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定额包干，联利计酬，超利分成”，就是确定企业的工资总额占承包的实现利润的比例，叫做“定额包干”。企业超利分成部分是追加的工资部分，职工的收入随着实现利润与其他承包指标完成好坏而升降，这就叫“联利计酬，超利分成”；实行“水涨船高”，多超多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样的承包，能包出生产和效益的新水平。第二种形式是“利润包干，全奖全赔”即“定交活酬”。这种承包适用于小手工业、亏本企业和外出工种。
承包者的责权利是：“责”，承包者承担企业经营成果的全部责任；“权”，承包厂长有职工的招聘权、解雇权、调动权、奖罚权、工资升降权、超利留成部分分配权、生产指挥权、经营决策权等；“利”，承包厂长超额完成承包任务，报酬可高于本人工资的30％，有特殊贡献的可高于本人工资的一倍以上，如不能完成任务，则同工人一样按比例下降基本工资。
由于全乡劳力已有61％务工，而且多是工兼农，所以合同中也规定了职工个人农业产量的承包。企业中设一副厂长，专抓农业承包项目的落实兑现。
（二）改“干部任免制”为“选举聘用制”
选聘对象是全乡所有经济实体的干部，选聘干部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选聘期限：去年为一年，今年开始改为两年；期满后，能完成或超额完成承包合同的，可连选连聘连任。由于主观原因而完不成承包合同任务的，一律就地免职。选聘办法，公社经联委对所属五个公司的经理，由公社经联委提名，乡党委审批。经联委发聘用书。副经理和其它干部则由经理提名，公社经联委审批。各公司对所属企业实行类似办法。
（三）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
为了打破企业“铁饭碗”，1983年，他们对每个企业都实行了“两张合同到人”，一是经济承包合同到人；二是劳动合同到人。所有职工都是合同工，合同明确规定职工的责、权、利。“责”，每个职工在合同期内必须遵守厂规制度，服从分配，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和超额完成厂长交给的任务，如出废品，按价赔偿；“权”，有权向厂长提出合理化建议，有权监督财务和向上级反映企业存在的问题；“利”，工资报酬按经济承包合同办事，联利计酬，多劳多得，并按规定可得创造发明奖、合理化建议成果奖，企业和个人无权平调。厂长与职工一年签订一次合同。一年内工作表现好，能完成各项指标，下年度可续订合同；表现不好，教育无效，厂长有权将合同工改为临时工，缓订合同，试用三个月，表现仍不好的，可以辞退或开除留用。临时工不享受奖金、福利待遇，只得临时工工资。
（四）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
1983年对乡村企业职工实行了“浮动工资制”，打破了报酬上的“大锅饭”。在做法上，对企业领导干部，一是根据企业规模大小，确定领导干部名额。一般为三至五名（支部书记、承包厂长、主管会计、副书记、副厂长）。二是确定乡办企业定员干部每月基本工资的数额，将其中的30％作为浮动工资，浮动工资采取百分考核的办法，在年终联利记分，按分计酬。工业公司每季检查评分一次，在年终考核得90分者可领回参加浮动的30％工资的全额；若高于或低于90分，按分值升降浮动工资。三是定奖励。主要搞超利分成奖，以及“开发新产品奖”。这些奖励，在年终由工业公司逐项审核、结算，报公社经联委、乡党委审批同意，在企业超利分成奖中提取。
企业职工（包括技术、管理人员）同样实行浮动工资制（或定额计件制）。浮动比例一般为基本工资的30％左右，每月按产量、质量、消耗，文明生产等指标进行百分考核，完成各项指标的预发70％工资，未完成的只发生活费，其余到年终以总分算总帐。将浮动部分和超利分成奖捆在一起统一使用，按考核分数统一结算兑现。科技骨干、管理骨干及供销人员奖励适当从优，有特殊贡献者，全年报酬可高于厂长。
经过一年实践的结果，乡、村两级企业都完成各项规定考核指标，加上承包合同上规定的各项奖励收入，四十九个乡办厂干部平均收入一千一百五十一元，比1982年增长47％，最高的收入一千七百六十六元，最低的收入九百七十三元，职工人均收入八百一十四元，比1982年增长27％。
在实行“一包三改”的同时，堰桥乡镇工业企业还实行了报酬奖罚制、老干部退休保养制、老职工退职制、技术培训制、管理检查制等方面的改革。
几点基本经验
（一）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路子，需要改革闯将，需要上级领导机关的支持。堰桥乡党委书记倪品良同志是一个立志改革的带头人，他不但坚持实行农业承包责任制，并且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第一个提出把“包”字推广到全乡各行各业，实行“一包三改”。改革开始时，遇到的阻力很大。当原公社服装厂厂长被就地免职的时候，一时反应强烈，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指责。“检举信”、“控告书”纷纷送到县委。这时，倪品良同志不顾个人的得失，不睬风言冷语，团结同志，坚定前进。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县委书记赶到堰桥乡，对他们表示坚决支持。无锡市委对堰桥乡的改革也充分予以肯定，市委顾问郁谦同志率领市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到堰桥乡总结“一包三改”经验。之后，市委又专门发出推广这个经验的通知。
堰桥乡的经验表明，要探索改革的新路子，必须要有能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的、立志于改革的带头人。各级领导机关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满腔热忱地支持改革，培养、选拔一支庞大的改革队伍。这是推进改革事业的关键。
（二）“一包三改”，实现了承包与税收政策的统一。国家与企业在分配关系上，必须坚持利改税的方向。堰桥乡乡镇企业的承包，包的是实现利润，也就是按国家规定的税率，包了交纳国家所得税的最低额，而超额部分仍然依率计征，这就保证了国家税收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企业千方百计努力超额完成承包基数，就会促使国家税收进一步增长。1983年堰桥乡乡镇工业企业上交国家工商税和所得税合计增长73％，幅度很大。实现承包与税收政策的统一，是“一包三改”经验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一包三改”经验的可贵处，就在于它切中时弊，有力地冲击了现行经济体制中的要害问题。堰桥乡通过推行干部“选聘制”，取代了“终身制”；推行“工人合同制”，打破了企业“铁饭碗”；推行“浮动工资制”，基本上改变了企业与职工吃“大锅饭”的状况。通过承包，加重了企业与承包者的责任，相应扩大了他们的权力，同时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职工的物质利益挂钩。结果，责、权、利三者结合，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结合，压力与动力带来了企业的活力。
（四）“一包三改”具有改革内容的小配套性质。“一包三改”正确处理了“包”与“改”的关系。“包”本身就是改，而且是改的核心。“改”是“包”的必要条件。只“包”不“改”，责、权、利不能结合，“包”就会落空；只有两者紧密结合配套，相辅相成，“改”得坚决，“包”才扎实。同时，“一包三改”实际上包括了其他一些方面的改革，改革内容比较广泛，具有较大范围内的小配套性质，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这一经验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