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山林竹石于一盆之间”——读陆文夫近几年来的小说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收山林竹石于一盆之间”
——读陆文夫近几年来的小说
曾文渊
陆文夫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位中年作家，茅盾曾经赞扬他“不踩着人家的脚印走，也不踩着自己上一篇的脚印走”。他的作品多取材于城市生活，人物绝大多数是苏州小巷里的“善男信女”，艺术上有着浓厚的苏州风味。过去有人曾讥诮他的作品为“苏州盆景”，陆文夫却以此自豪，说苏州盆景“收山林竹石于一盆之间”，艺术上要达到那种境地是极不容易的。我以为，“苏州盆景”、“小品”这个比喻确切地道出了他作品的主要特色，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清淡而深远，幽默而隽永。读他的作品，起初感到有趣，继而心情沉重，最后是陷入深思。这种艺术风格同他的生活经历、个人气质和艺术爱好有关，是他创作个性的具体表现，也是符合时代和群众需要的。
陆文夫的创作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是作者在实际生活中受到某些事件的触发，调动过去的生活积累，而后创作出来的。近几年来，随着作者对生活观察的锐敏、深入和艺术上的日趋成熟，他的作品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比过去更有着明显的提高。中篇小说《美食家》写的是食客朱自冶大半生的经历，作者给他笔下的人物找到一个准确的位置，把他放在同饭店经理高小庭的纠葛中去表现，这样通过朱自冶的遭遇，人们不仅可以看到朱自冶这号人在当前形势下的所作所为，而且还可以看到他们解放前的境况及解放后不同时期的表现；不仅可以看到资本家及其家庭生活之一斑，而且还可以看到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及其对服务行业和人们生活的影响。在作者笔下，朱自冶那种好吃成性、为吃奔走，时而抖抖瑟瑟、时而神气活现的精神面貌是被写得栩栩如生的；作品概括的社会内容十分丰富，贯串其中的则是教条主义思想方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及拨乱反正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作者不满足于平面地、单纯地反映生活，而是追求多侧面、立体地描绘生活面貌，力求把思想锋芒射向更多的生活角落。由于作者是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反映过去的生活，站在历史的高度来描绘今天的现实，因此，作品也就有了强烈的时代感和深厚的历史感。
同样是努力反映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样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深厚的历史感，陆文夫作品有别于另一些作家。他善于从凡人凡事中挖掘出不平凡的东西，从司空见惯的现象中概括出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小贩世家》以朱源达的遭遇为情节线索，写出了几十年来个体小商贩的命运，其中有给人以温暖的描写，也有催人泪下的场面，更包含着历史经验的总结，结尾写朱源达为一家人都拿到“铁饭碗”而庆幸及作者就此而发的议论有着震聋发聩的作用。陆文夫长期生活在苏州，熟悉那里的社会风尚、人情世态，包括三教九流在内的各种人物他都有所接触，冷峻而又含笑地观察生活，个人富有幽默才能，分析他的创造个性和艺术特色，应当充分注意这些情况。
陆文夫写的大多是活跃在苏州小巷里的平凡人物，普通工人、基层干部、知识分子、乃至小商小贩，等等。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时，忠于生活，真实地写出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处境和想法，错失和觉醒，给他们以准确的评价。《唐巧娣翻身记》里的唐巧娣，解放初期做过不少工作，但由于受到轻视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潮的影响，把“不识字”、“大老粗”当作“保险马达”、“防弹钢盔”，还在家里宣传“一字不识，工资八十”，结果在她影响下儿子不肯学习、缺乏教养，弄得家里不得安宁。这样来写一个普通女工，立意十分严峻，但作品不是写到朱老师落难时唐对他满怀同情、给他雪中送炭吗？最后不是还写到唐在事实教育下意识到过去的过错，进而把希望寄托在勤于学习的女儿身上吗？陆文夫说，作家在生活中要“努力做到与众相同，与众相通”，否则，无法同群众“推心置腹，开诚相见”；创作时则要“居高临下地来审视你的生活”，否则，无法做到以小即大，增加作品的“内涵以扩大它的外延”。这些话触及作家和群众、生活和创作的关系，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值得玩味！
除了《崔大成小记》外，陆文夫近几年来的作品反映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批评了人民群众身上的一些弱点和短处，旨在解剖社会的痼疾，以给人启发、促人奋进。他对他笔下善良人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同情，为他们没有摆脱沉重的精神负荷而焦急，更为他们的觉醒和进步而欣喜，态度与人为善，字里行间洋溢着深挚感情。“清谈误大事，实干招是非”，短篇小说《围墙》的主题富有强烈针砭意义，作者在歌颂马而立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同时，对坐而论道的清谈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但正象有些同志正确指出的那样，马而立的那个设计方案吸取了古典派黄达泉、现代派朱舟、取消派何如锦等人谈话的某些合理因素，这说明作者对这些清谈家们还不是完全否定的，仍然期望他们有朝一日改掉恶习，切实作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即使对于《特别法庭》里的汪昌平，一生无所作为，“轻烟般地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作者也并未笼统地以坏干部视之，而是发出了“是谁铸造了汪昌平的思想？是谁纵容了汪昌平的行为！难道我们，包括我在内都是毫无责任，而责任全是汪昌平的”的设问。陆文夫的幽默才能表现在逗人发笑而自己又不动声色，面带笑容背后隐藏着滚烫的热泪，这对于批评人民内部的缺点、对于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来说，是适宜的。
文学创作不能“无我”，没有“自我”也就没有创作个性。问题不在于是否有“我”，而在于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别林斯基说过：“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陆文夫就是在正确对待现实、对待群众的前提下来发展“自我”的。陆文夫以前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要说“伤痕”，他的“伤痕”不算少，但他很少去表现，更多的是描绘社会的“伤痕”。他还现身说法地劝青年作者，思想感情不要停留在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个人孤独和痛苦上，眼睛要盯住飞快发展的现实，跟上时代的步伐，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值得称道。
陆文夫近几年来不少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写法，作品中的“我”固然不一定就是作者自己，但其中的确有他自己的影子。《美食家》里的高小庭是个有强烈革命要求而又受过左倾思潮影响的人物，是个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的基层干部，其中某些情节和细节就含有作者亲身经历的成分，思想发展脉络同作者更是相似。高小庭从自己对包坤人其人的重用及其在文革前后的表演中认识到包手里捏着的刀柄一半是他作成的，从饭店由丢掉到恢复传统特色中花去二十年而感到心里“不好受”，不仅表明他认识提高，更含有自我批评的意思，小说批评高小庭其实就是批评作者自己。《特别法庭》结尾处提出“谁纵容汪昌平的行为”时毫不含糊地写了“包括我在内都是毫无责任”的反问，更是包含着自我批评的精神。严于解剖自己是鲁迅先生极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陆文夫继承了这个传统。值得注意的是他解剖自己时仍然体现出他的创作个性，不是血淋淋地写灵魂如何搏斗，也不是愁眉苦脸地好象天下痛苦集萃他一身，而是笑容可掬，言词恳切，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
创作个性对文学创作来说至关重要，能否形成和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是作家艺术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一个不断学习，乃至摸索的过程。陆文夫早在1953年就开始写作了，那时他的创作以歌颂新人新事为主，由于对文艺的特性缺乏深切的理解，除少数作品如《荣誉》外，大都有见事不见人的毛病，谈不上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1956年，他和江苏一些青年作者一起探求人生、探求艺术，把目光注视到苏州的“小巷深处”，描绘了一个旧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妓女解放后如何获得新生及其对爱情的渴望，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细致入微，显露出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不幸的是这篇小说却受到不应有的批判，作者也因此及参与“探求者”活动被下放劳动。陆文夫在回顾过去的创作时曾自谦地说，他当年“曾左冲右突，企图有所长进”，留下的却是“歪歪斜斜的足迹”。十年动乱中，陆文夫和其他作家一样被迫搁笔，但仍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仍然用艺术眼光去观察生活、观察社会，并提高到哲学和历史的高度去认识。他创作个性的真正形成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几年，这同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有关，同他个人刻苦努力有关，是他经过长时期的、多方面的探求之后形成的。他的作品博得广泛好评，多次在全国性评奖中获奖，说明他的创作个性是健康的，符合时代和群众需要的。我们不能因为他没有塑造高大英雄形象和描绘惊心动魄斗争而要求他改弦易辙、转换题材，那样做将束缚他的创作个性，不利于创作。陆文夫曾说过，所谓个性与特色，“无非是要求作者认清自己的生活、思想的特点在哪里，从而有意识地用己之所长，舍己之所短”。既然陆文夫已经“在可靠的基础上”发现了他自己，希望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扬长避短，加强同生活的联系，进一步写出新时期苏州小巷的风貌，深刻地刻画各种人物的精神世界，作品的苏州风味也更为浓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