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钢铁厂为何留不住人才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湘潭钢铁厂为何留不住人才
湖南日报记者　李玉葵　本报记者　文伯其
拥有二千二百多名科技人员的湖南最大的企业——湘潭钢铁厂，许多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人心思走，人才外流越来越严重。据统计，从1979年到现在，全厂已调走的工程师和助理工程师八十七人，目前还有一百四十多名科技人员已提出书面或口头申请，要求调走。这些想离开的技术骨干大都对湘钢有感情，而且工人也很欢迎他们。去年有位工程师临调走时叹着气说：“我是含着眼泪走的。我在湘钢工作了二十多年，没想到今天不得不离开这里，真是寒心啊！”
湘钢二千多名科技人员中，大学本科毕业生有八百多人。但是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才能的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进领导班子却很困难，即使进了班子，也是有职无权。目前全厂六十二名正处级干部中，只有十四个大学毕业生，三百二十名正科级（包括车间主要领导）干部中，只有十八个是大学毕业的。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有的群众信得过的中年知识分子本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在“改革”中莫明其妙地被除名了。原钢铁研究所副所长方一鹤，归国华侨，是有成就的著名金属制品专家。1982年10月，他应邀出席了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的线材学会国际联合会第五十二届年会，宣读了与他的助手徐民奎合作的《钢丝熟镀铝新工艺》论文，美国有人要重金聘用他，有人要重金买他的专利权。方一鹤一概谢绝了。但他年底回国后，他的副所长职务以所谓“年纪大”为由（其实只有五十三岁）被免掉。因为方一鹤在湘钢得不到信任和支持，所以坚决要求调到郑州金属制品研究所去工作。工人们十分惋惜地说：“湘钢靠线材吃饭，这方面的专家不多，方工程师调走了，对湘钢是个损失。”
湘钢的科技人员（其中很大一批是五十年代在鞍钢工作，1958年湘钢兴建时调来的），有很多合理化建议和科研成果，送到领导手中就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推广。比如对我国轧钢事业作出了贡献的高级工程师鲁雄飞，在湘钢工作了二十多年，曾提出过十多项新工艺、新技术的设想，但都夭折了。譬如早几年他提出的关于湘钢线材轧机改造新工艺，具有一定的价值，曾得到冶金部的重视，并拨款二十万元给他做试验。为此，鲁雄飞三次上书厂领导，“一论”、“再论”线材轧机改造问题，写了长达二三十万字的建议书和改造方案，但报给厂领导和有关部门后，就杳无音讯了。不仅如此，有的领导反认为他自找麻烦，多次动员他退出第一线。一些中年知识分子气愤地说：“厂里对鲁雄飞这样的轧钢专家都是这种态度，对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该厂近几年共建了十三万多平方米的新房，厂领导和他们的子女住房都比较宽绰，唯独知识分子住房困难。现在全厂还有九十二户知识分子无住房，有二百七十四户知识分子住房拥挤不堪。如五十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的老工程师彭子珍，全家三代四口，儿子二十多岁，岳母八十岁，仅有二十一平方米住房，连三张床都无法摆下。彭工程师含着眼泪对记者说：“我亲手定位的楼房不下百余栋，想不到自己至今仍然三代同一房”。彭子珍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调走。
湘潭钢铁厂知识分子政策至今仍得不到落实的主要症结，在厂党委领导和某些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身上。现在的厂党委领导班子文化水平较低，他们中有些人同知识分子的感情格格不入，对大批技术骨干外流无动于衷。厂党委书记谈起某科技人员要求调走时，振振有词，说是因为他在湘钢不适应，是“人才合理的流动。”有个厂领导干部曾说：“在湘钢没有工人不行，没有知识分子机器照样转。”在分配住房时，因为许多知识分子受歧视，提了些意见，某位厂领导竟在大会上说：“我们宁可得罪百分之十（指知识分子），也不能得罪百分之九十（指工人）。”由于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湘钢生产搞得一团糟。去年，在全国三十一家重点钢铁企业的经济效益评比中，湘钢是倒数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