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同志的遗产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李维汉同志的遗产
新华社记者　邹爱国
1984年8月11日三时零一分，李维汉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没有给子女留下财产，也没有留下遗嘱，留下的是一篇篇革命斗争回忆录。
李维汉同志是我们党建党时期的老党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关在监狱里达十年之久。1978年，他重新工作后，感到有做不完的事情，他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是怎样为党工作。在与邓小平同志的长谈中，他向党倾吐了自己的心愿：“对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亲身经历的人要进行总结。我年岁大了，不能为党为人民做其他的工作，但是我的脑子还好用，还能写东西，我要把经历过的事情写出来，留给后人。”
从这一年冬天开始，李老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回忆录的写作中去了。在最初的几年里，他每天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看书学习，撰写回忆录提纲；向党史工作者讲述经历；接待来访者，回答党史中的一些问题……他每天工作不少于七、八个小时。这对一位体弱多病的老人是多么不易！
材料高高堆在他的案头，他坚持自己看。秘书心痛，要给他念。他不同意：“你们念，我印象不深，还是自己看好。”有时，他一坐下就是几个小时。他太累了，人们劝他要多保重。他说：“人活着就要干工作，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努力去完成。”说罢，他又继续工作。一次，他给几个党史工作者讲述历史，从下午到晚间，整整六个多小时。大家向李老告辞时很是过意不去，李老笑着说：“我老了，马克思在向我招手，我要抓紧时间工作。在我知道的材料中，你们需要什么，就赶快来挖吧！”
朴素的言语，反映了这位1922年入党的革命老人对党的事业的热爱，也深深打动了帮助李老工作同志的心。在很短时间里，李老和同志们拟出了回忆录的写作计划。李老雄心勃勃，他打算从1918年和毛泽东、蔡和森同志一起组织新民学会开始，一直写到1962年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
为了把回忆录写得准确、可靠，他广为搜集资料。几年来他不顾年迈，带着身边的同志到上海、南京、广州、长沙、武汉、西安等地考察。每到一地，他与老同志座谈，向烈士的亲属搜集材料，并且亲自问，亲笔记。有一次他到西安、延安等地去，紧张的日程，使他到了西安就累倒了。他只好委托随行的同志代他去看看曾经生活过多年的延安，他还专门向这些同志布置了调查的题目。
1982年1月，由于过度疲劳，李老病倒了。在病床上，他用微微颤抖的手，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同志写信。信中说：“春节后，我生了一场大病，现在虽正逐步恢复，但身体比以前差了。对我的回忆录有些着急，总想抓紧时间搞完，这是我的迫切心愿。”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负责同志来看他，他和同志们谈的都是回忆录的事。他希望协助他工作的同志能早日把稿件整理出来给他。这位负责同志劝他安心养病。他说：“我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了，活不了几年了，我要抓紧时间，把回忆录写出来。我不写完，将来见到润之、恩来同志，交不了账！”
这一年的7月，李老出了院。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每天清晨，李老都是在五点钟起床。在别人的搀扶下，他拄着拐杖，到室外锻炼。他艰难地朝前走着，一步、两步，一米、两米……每天他都要走完五六百米。他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惊人的代价。他一边走，还一边数着脚下的水泥方砖。他风趣地说：为了工作，就要与困难作斗争。李老身边的工作人员清楚，李老强迫自己锻炼，正是为了写完他的回忆录。
李老在顽强地工作着、奋斗着。可是他对自己写的东西总不满意，有的改得面目全非，有的干脆全部划去重写。对于完成了的初稿，他更是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修改补充。去年年底，《中共党史资料》准备刊登他的回忆录《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他虽病重，仍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叮嘱再三，说此文“敬请提出批评建议”。
读过李老回忆录的同志都知道，他的回忆录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把自己的活动作为主线来写，而是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通过回忆录总结党的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重新认识自己。
1978年，李老在统战部为他平反的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今天党给我平反，这并不说明我完全正确。在过去几十年的革命中，我还是犯有错误的。我愿意把党给我平反，作为对我的鼓励，在有生之年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
掌声响了。李老一面摆手，一面又诚恳地说：“现在，我们老同志要放下两个包袱：一是有战功的包袱；二是受过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包袱。老干部不放下这两个包袱，可能会贻误党的事业，贻误我们的工作，会对后代作出不好的影响。”
一席发自肺腑的话，人们看到了这位老共产党员宽广的胸怀和严以律己的精神。这些年来，李老正是这样做的。在回忆录中，他不隐讳或推卸自己历史上的缺点和错误，字里行间充满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发表的回忆录，受到史学界的好评，被誉为典范。
在病重期间，彭真、邓颖超、乌兰夫、薄一波等同志去看他；胡耀邦同志请胡启立同志转致他对李老的问候。对于组织的关心，李老很感激，可心中又很不安，他总觉得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每逢同志们来，他总这样对大家说：“你们工作忙，今后不要来看我。这里有医生护士，我没关系。”
7月26日，在他去世前半个月，他躺在病榻上，把工作人员请去，一一交待了这些年来他所从事的写回忆录工作的事宜。他遗憾地说：“写回忆录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全部完成。现在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超负荷的工作，耗尽了李老的心血。他不幸逝世了，他的回忆录没有全部写完；党的统战工作、宗教工作的经验，他没来得及总结。然而，他留下的“财富”是巨大的。据粗略统计，在他最后的五年多时间里，他和工作人员一起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材料，其中已经发表，或者已经定稿准备发表，或者经过他修改过的文稿达六十多万字。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遗产！李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共产党员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