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郭绍虞先生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忆郭绍虞先生
鲍史采
上海的梅雨淅淅沥沥，我伫立在南京西路那座公寓的小客厅里。再也见不到猝然逝去的绍虞先生的身影，唯有墙上照片上他那安详、凝重的眼神，依旧从深色玳瑁边眼镜后面闪着光亮，跟当年给我们教课时一模一样。
那是1947年秋天，我们刚刚进入同济大学文学院。校舍在上海四川北路底江湾路口的一幢赭红色楼房里，紧挨着的是几排红瓦白墙的日本式平屋，算是师生的宿舍。马路那边，和我们校园遥遥相对的，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巨大的灰白色堡楼，那一个个黑洞洞的窗口就象张着的嘴。我们同郭先生生活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弦歌始终不辍，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一起度过几个难忘的春秋。
那天，我们坐在教室里，静静地企待着先生的首堂课。心里既有对知名学者的景仰之情，又带着对自己系主任的亲切之感，还掺杂着年轻人的好奇心。都说绍虞先生早年就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在古典文学、语法修辞和书法艺术方面很有造诣，多么想一睹他的风采。他进来了，灰布夹袍，圆口布鞋，壮实的中等身材，年纪不过五十来岁。他从深色玳瑁边眼镜后面，以安详、凝重的眼神，稍稍向我们扫视一下之后，没有滔滔不绝的开场白，便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七个洒丽的字。接着又在“中国”二字下面加上两个着重符号，一边讲述，一边写黑板，向我们拉开了我国古典文学的帷幕。他一口苏州腔“官话”，词藻并不华丽，也不口若悬河，一字一句都显出质朴、厚重。他给予我们的，不是大觥大勺的琼脂美酒，而是渗入心田的涓涓细流。教室里宁静极了，他的气质伴着他的学识一下便吸引住了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有时，我们上他家去请教。虽说当时他已是知名教授，但一家八口挤在小屋里。为了要给书桌和书稿以一席之地，睡觉也只好用叠铺。物价飞涨，学校欠薪，他不得不同时在几所学校兼课，靠一辆脚踏车，往来奔波。看到我们去了，生性爽朗的师母不免要诉说：过去在燕京大学时，先生空暇还爱唱个昆曲，打个篮球什么的，可现在一回来就埋头桌边。闻一多惨死在特务的无声枪下，马叙伦、雷洁琼教授遭毒打于南京下关车站，以及学生的多次受迫害，都使秉性持重的他心头很不平静。一天，我们为反抗暴政举行罢课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从眼镜后面透出关切的目光，稍稍沉吟了一下，便吐出几个字：“我理解你们。”在送我们到门边时，又深情地叮嘱道：“事情平静一点之后，希望你们还要读一点书，将来有用。”他言词不多，总是质朴而可贵。
次年早春的一天深夜，当时他已是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成员，组织上布置我们，通过特殊方式，往他家秘密递送党的文件。这是一本小册子，封面印有“恭贺新禧”四个红字和象征吉祥如意的红灯笼，里面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土地法大纲》等。这以后的几个晚上，他紧闭门窗，摘下那副玳瑁眼镜，就如同他治学上的严谨好思一样，在灯下细细地阅读，边读边思索。又一天，他应邀参加一次学生的晚会，还是灰布长袍，圆口布鞋，他凝重的眼神里透出了欣喜之光。他即席讲话，最后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表达了对胜利的信念，全场为之欢呼。
往事如烟。现在先生已离开了我们。然而他高龄九十一岁，执教近七十年，他的众多的学生不就是离离原上草。如今，春风吹拂，水草繁茂，先生可以含笑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