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的日子里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在江西的日子里
　　·毛毛·
十年动乱的历史，不会再重复了。回想往事，使人辛酸，使人激奋，也从思考中得到力量。
人们不会忘记林彪反革命集团那罪恶的“一号通令”。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当时我们这一家人已被“文革”的狂流冲得漂零四散。哥哥被迫害致残，其余的兄弟姐妹都已下乡接受“改造”，只有我的祖母（父亲的继母）一人留在北京。所以我的父母仅带上祖母，三人于10月20日乘一架专门押送他们的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越被“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冲击得遍体鳞伤的半个中国，直到江西。由于长期关押，他们对外面的政治形势发展所知无几，对这“一号通令”究竟是怎么回事尚不清楚。但能脱离在北京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能重新与家人相见，无疑是令人高兴的。
到了江西省会南昌之后，三位老人先被带到一个招待所。一位省军区的“负责人”对他们训了一次话，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之类。几天后，他们就被送到了以后一直居住了三年多的地方。那是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里面。从南昌坐二十分钟汽车到望城岗，从步校大门进去，是一条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绕过原步校办公大楼，沿着一条红壤夹杂着石子的小路走上一个小丘，即可看到一围比人还高的绿色冬青环绕而成的院墙。冬青之内还有一圈竹篱。圆形院子的正中是一座两层红砖小楼，原为步校校长所住。楼前四株月桂，楼后有一小小的柴房。楼上是两间卧房和一间起居室，楼下有厨房、饭厅。另外几间则由派来监管的人员居住。这个步校在“文革”中早已解散，现在偌大一个校园空无人用，十分冷落。原来的校舍、课室都已残损不全，风雨来时，常可听到门窗撞击的响声。每当夜阑人寂之时，远远望去，空旷的校园内只有小丘顶上老人居住的小楼灯光闪烁。
三位老人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他们互相体贴、照料，争着做家务活。三人中的壮劳力是时年六十五岁的父亲，所以那些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工作，自然由他来做。母亲身体不好，血压的高压常在二百左右，但她不顾头晕病痛，抢着做最累最脏的活。母亲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此时，父亲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三位老人年龄相加已有二百余岁，他们相互之间体贴、爱护、患难与共的情景，令人感动。我的祖母是四川嘉陵江上一个船工的女儿。解放前兵荒马乱的生活，磨练了她那坚强的性格。解放后，她一个接一个地带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几十年如一日辛勤操劳。“文革”以后，她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被扫地出门，从家里撵了出来。她毅然担起全家在逆境中求生存的重担。在那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她受尽了屈辱、歧视。但她坚强镇定，不畏艰难，成为我们几个孩子生活的中心。到江西之后，她更是做饭、洗衣，努力替我父母分担忧愁。她一字不识，但一辈子生活际遇的坎坷，使她养成了深明大义、明理豁达的性格。在那几年中，她能和父母一样地保持那种平和远视的乐观气质，使这个新家格外得到了镇定与生气。
生活刚刚安顿下来，冬天已然来临。南方的冬季，又无防寒设备，冷起来室内常常结冰。母亲的身体愈加不好了，甚至整日卧床不起。这是一个多么难过的寒冷阴暗的冬天！但三位老人齐心努力，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为了对付寒冷，父亲居然每日用冷水擦身。我想，只有精神上不畏寒冷的人，才能战胜严寒。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严冬已过。一阵绵绵不断、下得人心烦意乱的春雨过后，南方的春天一下子就来了！青草从红土中刚刚钻出，瞬间便连成了一片。那满山的山桃花也都蕾绽花开。从窗中望去，在起伏的山丘上，一团团、一片片，如云如烟。梧桐新叶初发，很快便浓荫遮路。雪白的栀子花沿路皆是，馨香四溢。政治的风暴可以扫荡人们的生活，可以冲击人们的心灵，但挡不住自然界这一片盎然春意。春光不可负，春时不能误。在我们的小院子里，三位老人乘着春雨浸润的土地，拓出了一片不小的菜地，种上了白菜、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菜蔬。自有了这一片菜地，父亲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随之而来的是江西素有火炉之称的盛夏，真是烈日炎炎，酷热难当。但在三位老人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竟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使人采之不尽。在楼房后面，祖母还养了几只鸡。这几只小小的生灵似乎特别招人喜爱、善体人意。父亲在院中散步时，它们常常结队而行，跟在人后咕咕作声，使小院里增加了不少的生机。那时因“走资派”的罪名，父母的工资早被扣发，每月仅给他们发一点生活费。他们自己省吃俭用，还要节省一些钱以供当时插队的我和弟弟作为探家路费之用。在经济拮据的时候，养鸡种菜，也的确补充了一些生活所需。
按监管规定，他们三人平时不得随便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在这个不大的活动天地里，他们的生活倒也很规律。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三人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三人便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然后父母亲读书看报，祖母就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父亲和母亲非常喜爱看书。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收益不浅。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徬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
1971年在父母的申请下，我的哥哥被批准到江西与他们同住。我哥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文革”中因父亲问题的株连，于1968年被聂元梓等开除党籍，迫害致残。几经辗转，被送到北京清河社会救济院。在那种拿人不当人的日子里，象他这样戴着反革命帽子的残废人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那时他身体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高烧。他无权享受大学生的待遇，自然没有工资。在救济院里，他每日只能躺在床上，用铁丝编字纸篓一类的东西挣点零用钱，处境异常悲惨。父母在得知哥哥的情形后，十分悲痛，不得不写信给中央，申请大哥到江西同住。在历尽劫难之后，哥哥总算回到了父母身边。三位老人对哥哥的照料十分精心。母亲把全副的爱倾注到儿子身上。她不顾自己身体不好，每日为哥哥端饭送水，日常料理都由她来做。父亲则给儿子擦澡翻身，做最重的活。祖母也总是努力做可口的饭菜给他补养身体。哥哥自己也克服身体障碍，尽量锻炼自理能力。虽然多了一个人就多了一份辛苦，但大家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竟使生活热闹丰富了起来。
在我哥哥坎坷的境遇中，我要特别提起一个人，一个与我哥哥素昧平生，但因路见不平而奋力相助的人。这就是北京外文印刷厂的王凤梧师傅。1969年，王师傅随他们工厂的工宣队进驻北大，被分配负责我哥哥那个班的工作。当时我哥哥已经致残。王师傅曾到校医室看望过他。凭着一股朴质的正义感，王师傅对我哥哥十分同情，认为应给予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治疗。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王师傅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但以后几年之中，无论我哥哥辗转何处，王师傅都坚持去看望，问寒问暖。哥哥去江西后，王师傅便不断地向上写信、申诉。到北大，到市委，四处奔走，呼吁给我哥哥治病。在那黑白颠倒的非常时期，能这样不顾政治压力，甚至不顾危险地为象我哥哥这样处境的人说话，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知道，这需要怎样一种正义感，需要怎样一种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胆量呀！从那时起，王师傅和我哥哥就结成了患难之交。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父亲恢复工作以后，王师傅一家人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我们全家人都十分感激王师傅在困难之时给我哥哥的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敬佩王师傅及他一家人那种中国工人阶级正直、勇敢、纯朴的可贵品质。“文化大革命”的狂涛中，沉浮着各种各样的卑劣小人，他们就象浪花边上肮脏的泡沫。但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吞蚀不了、淹没不掉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千千万万象王师傅这样正直的普通的中国人，正是我们国家、民族于危难中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
我的父母到江西后不久，在他们自己的申请下，被安排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参加劳动。这个工厂离我们的住处仅二十分钟的路。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厂劳动半天。父亲作的是钳工。他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就做过钳工，虽然时隔多年，他干起活来还是那样的认真、熟练。母亲则是做拆洗线圈的工作。父亲当时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所以每日上工都由人持枪押送，在工厂也是被实行“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尽管如此，对他们来说，这总是长期与世隔绝以后得到与外界、与社会、与群众接触的机会。开始的时候，厂里的工人是怀着好奇的心理来观察他们二人的。时间一久，两位老人的言行举止、劳动态度以及他们的为人，深深感动了工人们。工人们对这个“大走资派”的隔阂逐渐消除了。共同的劳动生活使他们对他产生了同情。随着时日的增加，工人们与我父母之间的情谊愈加亲密起来。工人们在劳动中、在生活上时常关心和帮助两位老人。我记得，工人师傅常常送给我们一些做米酒的酒药等生活用品，还帮我们磨米粉。父母上工的路上有一段十分泥泞。父亲已是年近七十的人，难免步履不稳，有一次滑倒摔了一跤。工人们知道了，立即悄悄地连夜把那段路修好了。还有一次，那是我弟弟第一次从插队的山西回来探亲。一家人团聚真是高兴了一场。不久假期已满，那天早上下小雨，送走了弟弟之后，父母亲照常上工。弟弟的走，无疑使父亲十分难受。上工后不久，父亲突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了。工人们看到后，立即扶他躺下，拿自己的糖冲水给他喝，又照料着用拖拉机把父亲送回家中。三年之中，我父母虽是在这个工厂里劳动改造，但工人同志们却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关心和爱护。在工厂劳动期间，劳动的本身锻炼了父母的体魄；和广大工人群众的接触，更使他们了解人民群众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并从工人同志中得到了最好的精神安慰和支持。在这几年之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冬，他们去工厂上工从不间断。
值得记忆的是，就是在这个工厂里，父亲自被打倒以来，首次享受了一次“政治待遇”——和工人一起听中央文件的传达。在江西那种被软禁的环境里，政治消息极其闭塞。1971年10月1日，身为“副统帅”的林彪竟然没有出席国庆活动，当时我们就感到十分诧异。11月5日，突然通知我父母去工厂听传达中央文件。我们在家中等待父母时，因不知是福是祸，真是急得坐立不安。好不容易等到中午时分，父母二人回来了。因监视的人在场，他们什么也没说。母亲把我拉到厨房，用手指在我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但又无法发问。直等监视的人吃饭去了，我们全家才聚到一起，听母亲讲述文件内容。父亲显得兴奋和激动，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随后，父亲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林彪的自我灭亡，在历尽劫难的“文革”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件，对我父亲的政治命运，无疑也具有深刻的影响。
自此以后，我们家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林彪在江西的爪牙程世清倒台后，新省委白栋材、黄知真同志探望了父亲，撤换了态度恶劣的原监管人员。于是我们的生活气氛变得轻松了一些。不久，中央根据我父亲的请求，同意我哥哥回京治病。我送哥哥回京之时，适逢1972年“五一”节前。一天，有个朋友告诉我，王震同志叫我去。在此以前，我虽从未有幸见过王老，但久仰“胡子叔叔”的大名。当我到北太平庄他的住地时，只见一位削瘦的老人急步迎了出来，一把握住我的手，十分热情地问：“爸爸好吗？”当时我忍不住热泪盈眶。胡子叔叔详细地问了我父亲及全家人的情况，他让我回江西转告我父亲，毛主席对我父亲是有区别的，并说他自己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我父亲出来工作。胡子叔叔还留我在他家吃饭住宿。自“文革”以来，从我成人开始，便历尽那非常时期的世态炎凉，但此时此刻，在胡子叔叔这里竟然受到如此的关怀、如此的厚待，实是令我感动万分。胡子叔叔在那种时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出来为我父亲说话，怎能不令人敬佩之至、没齿难忘呢！胡子叔叔的这种以正义勇敢、豪情侠胆著称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回到江西把这些告诉父亲后，父亲也是十分感动的。
1972年底，我的父母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父亲的老秘书，从二十岁起便追随我父亲、“文革”中受尽了磨难、当时正在江西干校劳动的王瑞林同志获准随行同往。父亲一行游历了井冈山，凭吊了革命遗迹，重访了瑞金等地。在赣南的行程中，还参观了闻名中外的瓷艺之都——景德镇。可惜，景德镇瓷厂竟为林彪、程世清一伙改成了制造什么“水陆两用车”的工厂！车未造出，精美的瓷艺却几乎破坏殆尽。他们参观的时候，瓷厂的工人们正在努力恢复瓷器生产。工人们热情地欢迎父亲一行，并送给他四个特制的花瓶。我的父母十分珍爱这凝结了工人同志们心意的礼品。这四个美丽的瓷瓶，随着我父亲经历了第三次政治起落之后，现在还摆在父亲的办公室内。
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1973年2月，中央通知我父亲回北京。在江西度过了整整三年多的时光后，父母亲带领我们全家人于2月20日乘火车启程，踏上了返回北京的路程。去江西之时，只有孤零零三位老人。离开江西时，竟有祖孙四代近十口人了。我们全家人对这曾经羁旅三年之地，对那红砖楼房的小院，对江西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充满怀恋之情。
车速飞快，汽笛长鸣，北来的寒风已然拂面。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那更加激烈的、震撼每一个中国人心灵的政治动荡，就要揭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