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国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缅怀赵辉楼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从爱国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
——缅怀赵辉楼同志
赵光远
赵辉楼同志逝世已经二十四年了。回忆往事，他的身影总是萦绕在我的脑际。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他在石家庄以东地区，奋起组建抗日武装，率领数千家乡子弟，一步一步地踏上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部队的战斗行列，对晋冀鲁豫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革命战斗实践中，他完成了从一名爱国军人到共产主义战士的战斗历程。
赵辉楼同志1894年生于河北省宁晋县。在青少年时期，他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和官僚豪绅的反动统治，和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志向。从学校结业后，他毅然从军，到齐燮元部下当兵，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旧军队的行伍生活使他深深体会到，靠军阀和国民党救国救民，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于是，他放弃了副团长的职位，解甲归田。回到原籍后，他利用拆庙宇办学堂，邀请进步青年任教。在这期间，通过一些进步青年的介绍，他读了些马列主义书籍，逐步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1937年8月间，赵辉楼同志在自己家里秘密召开有二三十人参加的会议，发起成立了抗敌后援救国会。他还创办了《抗敌报》，进行抗日宣传工作。9月初，我同他第一次见面，他明确表示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和我商定共同抗日。10月，辉楼同志联合赵县、宁晋、晋县及束鹿县的部分群众武装，攻打盘踞在赵县边界的伪军一部，取得了初战胜利。11月，在八路军骑兵团工作队和友邻部队配合下，打下辛集镇。不久又解放了伪军盘踞的束鹿县城。
1938年初，我们与党组织联系，根据党的指示，部队改编为民众抗日自卫军，并接受了一部分党员干部作为骨干，按照八路军的组织形式成立了司令部、政治部，赵辉楼同志任司令员，我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5月，冀南区党委李力同志通知我到南宫去向八路军一二九师徐向前副师长和宋任穷主任汇报。我根据大家的愿望。提出了把部队编为八路军的恳切要求，按照徐向前同志指示，确定了部队的新番号，领取了新的印章。返回后，我将上级的命令和首长指示，详细地向辉楼同志作了传达，他表示完全拥护。他说：“我只想把部队交给党，使部队成为八路军，成为一支真正抗日力量，至于我个人只要求党给一个学习的机会。”不久，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又派来了工作组，帮助我们进行工作，并调来几十名干部充实到各团。在党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部队的改造过程加快了。
辉楼同志经常注意和政治机关保持密切关系。他提出部队的政治工作，要学习和仿照八路军的做法。那时候，自卫军政治机关办公室里，都张贴着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政治部印制的传单、漫画，都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内容编印的。在此期间，师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对我们进行了多次具体帮助。辉楼同志请他向营以上干部做了一个政治报告，讲明了当时的形势和党的政策，鼓励大家努力工作，英勇战斗，并明确指出了部队发展的光明前途。一二九师主力部队之一的七六九团，来到辛集附近的田家庄，和我们部队一起行动。老部队丰富的军事政治工作经验，给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榜样。自卫军宣传队和七六九团宣传队一起，频繁地到部队和附近各县进行宣传活动和联合演出。
同年8月，民众抗日自卫军开到滏阳河以南的新河县地区和部分老部队一起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队，共编了两个正规团和一个独立营。赵辉楼任司令员，汪乃贵任副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另外留有一个第三团，在原地区配合地方武装活动。
整编后，第一个行动是配合七六九团顺利地占领了宁晋县城，并袭击了高邑方向鸭鸽营车站之敌；消灭了宁晋县东汪镇赵勤甫的反动部队。第二个行动是配合另一支兄弟部队在大陆村设伏，歼敌一部，击毁敌卡车四辆；接着又在宁晋县的大杨庄打了一个硬仗，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缴获山炮一门。在当时日寇极其嚣张的情况下，这是我们首次缴获敌人的重型武器，使日寇受到很大震动，因而荣获了一二九师的通报表扬。
1939年2月中旬，冀豫支队奉命调往太行山区。平原战士第一次远离家乡，难免有些思想问题，辉楼同志亲自向部队进行动员，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由于部队的素质好，又有一些红军老同志作骨干，使部队跋山涉水穿越敌战区，于3月5日顺利到达目的地。在辽县地区，经过短期休整，正式编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赵辉楼同志任副旅长。旅长陈锡联同志，代表党组织对辉楼同志热情欢迎，处处关怀照顾，部队同志们对他也很尊重，使辉楼同志感受到无比温暖，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愉快。不久，辉楼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对赵辉楼及其武装部队的关怀帮助，对辉楼同志和这一部队的迅速成长进步，起了决定作用。记得辉楼和我及其他领导同志在一二九师党员轮训班学习期间，刘师长、邓政委曾亲自接见我们，刘师长仔细地询问了部队情况，讲解了有关党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党员个人如何进行思想修养等问题。邓政委针对我们对知识分子重视不够的倾向，详细讲解了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作用。指示我们要把所有离队的知识分子，尽量找回来，不要把他们作为开小差对待，不要处分，不要歧视，而要热情相待。后来决定由我带一些干部回到京汉铁路以东原来活动地区，收回并重新动员了一大批知识青年。这些同志，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长期战斗锻炼，成为一批干部人材。
辉楼同志任三八五旅副旅长期间，在百团大战和以后敌人迭次大扫荡中，他都亲自参加了指挥，后期他指挥后方梯队，与敌人转战游击。每到一地，他总是亲自布置侦察警戒，检查部队的准备工作。遇有危险情况，亲自指挥掩护部队，保障后方梯队安全通过和转移。
1943年，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去看望他，他滔滔不绝地讲他学习整风文件的体会，使我深受教育。
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从不搞特殊。解放后不久，他由山西省军区调河北省政府工作。在这期间，他和老伴一同来北京看病，为了不给组织上添麻烦，他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而是自己租了一间小平房住下。我和很多老同志前去看他，劝他搬到机关或部队招待所住，都被他谢绝了。他说：“（国家）刚解放，百业待兴，各方面都需要钱，咱们应该节省一点是一点。”多年来，他对自己的工作职务从不计较；对个人生活待遇，从未提过任何要求。令人惋惜的是，正当他日益臻于成熟，可以运用他丰富的经验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的时候，却不幸于1960年9月28日因病逝世，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