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平衡仍然是制订计划的总原则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综合平衡仍然是制订计划的总原则
徐雪寒　冒天启
经济计划要不要坚持综合平衡，这是能否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并有“后劲”的重大理论问题。最近，我们结合国家财力物力的实际情况，重新学习了陈云同志的经济论著，深感综合平衡仍然是制订经济计划应该遵守的总原则。
（一）
1956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工业提前一年完成了“一五”计划的总产值指标，农业粮、棉丰收，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面对着胜利，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冒进”的错误，基本建设投资上得太猛，社会购买力增加得太快，因而出现了财政赤字，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也紧张起来。陈云同志当时指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按照合理的比例关系，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平衡。这个意见不仅是对“冒进”的一付清凉剂，也是我们制订经济计划的总原则。
对国民经济实行综合平衡，是指对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求和外贸本身各自的平衡，以及把财政、信贷、外贸综合起来与物资的平衡。我们要使社会再生产能正常进行，必须保证社会在一年内所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同把它们用于补偿、积累、消费的数量，保持一定的平衡。
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们曾按所谓“积极平衡”的观点、方法安排计划，认为制订计划时留有“缺口”，可以推动“短线”部门迅速赶上“长线”部门，主张按长线搞平衡。陈云同志很不赞成这样搞。他在1957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为了制止“缺口”，他还特意提出了几条措施，比如：一定要从短线出发搞平衡，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平衡并略有节余；物资供求必须平衡，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原材料分配要先满足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部门的需要，其次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的需要，剩余部分再来搞基本建设；人民购买力的提高，要同消费资料可供量相适应；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等等。
积长期经验，“缺口”计划就是无计划，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造成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白白浪费掉极端珍贵的建设时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
（二）
陈云同志历来反对用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的办法来搞基本建设。他在同一次讲话中又说：“应该看到，基本建设搞多少，不决定于钞票有多少，而决定于原材料有多少。”“钞票是物资的筹码，发行钞票必须有可以相抵的物资。”他一再告诫我们安排国家经济建设一定要量力而行。进行综合平衡，就是要遵循按比例的规律，搞好国民收入的分配，首先要确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然后以消费的需求来确定生产的结构和积累的规模及其分配，经过反复平衡，使商品可供量稍大于社会购买力，保持市场稳定。
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对投资效果进行严格考核的经济责任制，在资金供给制下，“投资饥饿症”很难根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预算内的投资已有所控制，但预算外的投资依然不断膨胀，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仍时有偏多；而另一方面，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又使城乡居民的个人收入增长得快了一点，因而使社会总需求量超过总供给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还没有完全搞好，国家财政经济根本好转尚未实现。
目前，我们的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中央财政仍有困难。如果我们能合理地控制基建规模，有计划地安排消费增长速度，改革管理体制，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经济运动中的不平衡是可以逐步达到平衡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新形势下，生产资料已经逐步作为商品进入了流通，而且由于供不应求，议价范围逐步扩大，基建三材供应紧张，价格逐年上涨，基本建设工程的实际造价几乎普遍超过概算；至于消费品，尽管主要生活用品仍然是计划价格，但议价商品也在增多，群众多得的收入，部分被物价上涨所冲销。物价发展的这种趋势，再加上价格体系本身的不合理，会给国家财政带来不少新的问题，财政补贴负担加重。另外，在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分配的经济关系上也还没有完全理顺。因此，为了完成九十年代经济振兴的任务，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和有“后劲”，我们决不能因为总的形势很好而掉以轻心，要注意继续理顺经济关系，把经济计划安排在财政收支的大体平衡上。
（三）
利用信贷资金搞基本建设，一定要以财政与信贷的综合平衡为前提。六十年代初，当有的同志建议用信贷资金来搞基本建设时，陈云同志强调指出：把必要的信贷资金和流动资金拿来搞基本建设，物资供应就要出现缺口，这是不行的，是有危险的。这个忠告，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在银行存款中有一定的数量是通过信用膨胀而形成的膨胀性存款，它不能作为真实的资金来源加以运用，搞基本建设，否则最终会助长通货膨胀。应当肯定，用银行贷款的方式代替财政拨款的方式来搞基本建设，对加强基本建设的经济核算，缩短建设周期和提高建设的经济效益，是有好处的。同时，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今后银行资金来源的潜力还会继续增大。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应该更加强调在财政信贷之间要有综合平衡，实行统一平衡计划。对财政收支要注意严格管理；对金融要搞活，适当发挥银行筹集社会资金的机能；对银行发放中、长期基本建设的信贷投资要管严，对以固定资产更新、技术改造为内容的三年内短期信贷投资要放活；对财政性通货发行要管死，对促进社会生产和流通并提高经济效益的资金融通要放活。
对外开放政策是新形势下我们坚决奉行的国策，我们要积极引进外资，以促进四化建设。引进的外资，自然带来了设备和材料，但它也要受到国内提供配套所需要的物资和资金能力的制约，受到国内管理人材、职工科学技术水平和消化外资能力的制约，而且也要受到偿付外资外债能力和外汇来源的制约。因此，我们要把外资的借、用、还统一起来，与国内经济计划实行综合平衡。随着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把外汇收支纳入综合平衡是十分重要的，不能认为外汇结余越多越好。外汇结余和储备，是国内资金或物资的转化形态，如果长期地保有过多的外汇储备，必将影响国内经济的运转，助长通货膨胀。
（四）
近年来，有的同志主张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缺口”计划、“赤字无害”、信贷膨胀，归根结底都是由这一思想派生的。是坚持综合平衡的经济计划，还是搞点所谓“最佳通货膨胀”，这是宏观经济决策中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通货膨胀是由于通货的增加超过了客观需要（包括纸币发行量过多和信用膨胀），引起货币贬值，促成物价上涨的一种货币流通的失常现象。它的经济后果，首先是影响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次是加剧供求矛盾。我们的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本来就有“缺口”，通货增多，会使物资更加供不应求，同时诱使企业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从而使经济效益下降。再次，我国涉及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实行计划价格，在其他各种产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比价会更不合理，经济利益会更难摆平，国家计划难以制订，企业核算难以进行。此外，还要看到，通货膨胀不单单是个经济问题，它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决不应该把通货膨胀当作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而要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当然，我们所说的综合平衡，并不是指在短期内僵死的静态平衡。在一个短时期内，或在某个方面，允许有一定的不平衡。但是，重要的是应该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通过经济发展而去实现动态上的平衡，特别是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要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瞻前顾后，通过宏观的综合平衡，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五）
搞国家经济建设，只有一条康庄大道，就是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为此，就要坚持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小平同志说：“改变这种局面（指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引者）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14页）这些话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长期遵循的至理名言。
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是我们对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所需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特别是对现行物价和工资制度的改革来说，如果各方面经济关系绷得很紧，那么有益的改革也不一定得到好的社会效果。只有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有国民经济的真正高涨。我们要力争在搞好综合平衡的条件下，通过一系列的有条不紊的农村、城市改革，把经济搞活，把关系理顺，充分发挥企业、职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大大增加社会财富和社会剩余产品（M）。这样，就可以实现财政经济根本好转，为九十年代国民经济的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