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读《胡杨泪》——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组织人事制度改革问题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请读《胡杨泪》
　——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组织人事制度改革问题
李锐
李荒同志来信
前些日子，收到李荒同志的一封信：
“向你推荐一篇报告文学，再提一个小小建议。
“《文汇月刊》1984年第4期刊载孟晓云写的《胡杨泪》，如你还未看过，建议抽时间看一遍。从文中可以看出：‘左’的思想如何埋没和摧残人才，我们现行的人事制度的某些方面又如何压制人才。
“建议你设法将《胡杨泪》这篇文章让全党县以上干部，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干部，都认真看看，并仔细想想自己的工作。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人事制度改革，可能还会促进组织工作的新发展。”
李荒同志是个有心人，为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他前年就主动退居三线。他同我们许多老同志一样，确实是人退心未退。
《胡杨泪》其人其事
《胡杨泪》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钱宗仁二十年间的坎坷经历。我读后忍不住索性向《人民日报》作文推荐。下面且将文章主人公的简历予以摘录。
钱宗仁是湖南湘乡县长丰公社浒州大队人。全国解放那一年，他只是个五岁的儿童。土地改革中，他家为了一点什么纠纷得罪了农会主席，成份就从贫农变为“佃富农”。从此，钱宗仁就叫做“地富子女”，一切好事他都没份，一切灾难他都有份了。
他勤奋好学，1963年考大学，成绩是全省前十名，就是没有被录取。第二年再考，虽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了，可是公社书记宣布：富农的儿子上大学，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写材料说明“该生政治表现不好”，应取消入学资格。学校不愿失去这个高材生，派人去当地调查，原来材料全系凭空编造。这时，这位书记留下如此警句：“要是我们公社一级党的领导机关还搞不过一个地富子女，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就这样，钱宗仁虽然到哈工大念了三个月书，最后仍旧只得回到家乡来。第三年想再考，请求九回，公社没有让报名。
在如此严酷的形势之下，这个一心想求学上进的青年，只好背井离乡，成了新疆阿克苏县实验林场一名没有户口的工人。辛苦的劳动，微薄的收入，都不能遏止他求知的渴望。星期天，他跑三十里路到县城阅览室去读书，也学习写作，在《新疆文学》上发表过一些短篇，还能写意境、格律俱佳的诗词。正是他填的一首“江城子”，抒发了热爱边疆的感情（“扎得根深，此地是家乡。望我成材如树木，宜红柳，宜白杨。”），无意中被专区“四清”工作队一位同志看见了，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建议他回原籍甄别家庭成份。他筹措不出路费，只好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寄到家乡。这可不得了：为家庭成份翻案！长丰公社九次发函阿克苏的林场，要求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十年动乱中，一系列的罪名，我们的主人公更是遭受批斗、吊打、酷刑、反省、坐牢、进“学习班”……可是，这都无碍于这个人的勤奋好学：坐牢时默诵古文和诗词，推演数学公式；在“学习班”研究语法修辞。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他从土牢中逃跑，在新疆其他地方过流浪生活。在没有条件进行任何研究的时候，他就凭一本字典探索汉字构字的规律，到1975年底，终于编成了一种“汉字笔顺号码排字法”，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和有发展前途的。可是这一成果在商务印书馆里积压了两年之后，更先进更适用的汉字编码方法已经出现不只一种了。
终于到了1978年，大学和研究生又恢复招考。由于年龄关系，钱宗仁决心自修大学课程，报考研究生。他的命运只能找到什么书就学什么。他在近处找到了一本残缺不全的《高等数学》上册，于是就学数学。从1978年到1981年，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他在繁忙劳动和沉重家务的间隙中，自修完毕八门大学课程。以几乎全是满分的成绩取得了新疆广播师范大学的毕业证书。1981年9月，他报考西北大学数学系刘书琴教授的研究生，在二十六名考生中成绩第一。可是不能录取：大了两岁，这一年他已经三十七岁了！七十四岁高龄的老教授看中了这个考生，可是，指导教师无权录取他的研究生，老教授只好一次、两次地资助钱宗仁旅费上北京，帮助他向有力者奔走呼号，终于也没有结果。然而热心肠的人毕竟很多。在林场的时候，一些青年支持他研究汉字编码；在流浪中，老同学不顾风险介绍他做木工；在苦闷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漆匠跟他谈哲学；为了当上研究生东奔西走时，还有数学家张广厚，报社的记者，教育部的接待人员……都希望能给他一些帮助。这里特别应该提到阿克苏地委宣传部长宣惠良，他觉得合理安排钱宗仁的工作，使人尽其才，是自己的责任。可是，一个地委的宣传部长只有那么大的权力，为了把钱宗仁由工人转成干部，为了找一个愿意接受他去教书的学校，为了让林场同意放走他……这位宣传部长几乎花了二十个月的时间，才把钱宗仁调到塔里木农垦大学任教，结束了他二十年的坎坷生涯。
为什么题名《胡杨泪》呢？胡杨，在新疆大沙漠的边缘偶尔还可以见到。这树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体内有储存水分的特别本领，要是划破树皮，就会有水分渗出，好似伤心流泪一样。作者这样介绍这篇报告文学的主人公：“握住他那粗糙的手，看到他黝黑多皱的脸，绝不会认为他只有三十九岁，也绝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不是同胡杨树有着某种近似之处呢？
读后感想
可以乐观地说，钱宗仁的厄运已经终结了，他今天已有可能为祖国和人民施展自己的才华了。但是，还有没有赵宗仁、孙宗仁……？还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厄运没有结束？
那种随意定人“成份”，随意把人列为专政对象，随意剥夺他人公民权利的现象，相信今后可不再出现。但是，要消除埋没人才、摧残人才、压制人才的现象，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全面地、彻底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确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还要走一段相当的路程。
面临城市经济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新的技术革命挑战的世界，知识与人才的重要性变得更为突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还应当加上一句：“人才就是资源”。人才的开发和充分运用，将决定我们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的速度和程度。小平同志说，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可惜，这个平凡的真理，至今还有不少人不懂得。我们这个国家人才本来就不多，再容不得半点积压和浪费，更不用说压制和摧残了。当今迫切之事，就是上上下下应该切实树立一种观念，培养一种感情，形成一种习惯，就是要惜才，要求才若渴，爱才如命。中华民族从来有这个传统。“萧何月下追韩信”，刘邦逐鹿中原，不能没有韩信这样的帅才，萧何深知此情此理。“刘玄德三顾茅庐”，没有诸葛亮，刘备即不能同吴、魏争雄，鼎足三分。太史公说：“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我国古代就把“野无遗贤”当作治世的一个标志。历代封建政权，中央六部，以吏部为首呵。
我们各级组织、人事部门，是识才、聚才、生才、用才的部门，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人员都应当具有求才若渴、知人善任的品质。我很赞成李荒同志说的，请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一读《胡杨泪》，加倍珍惜人才；请再普遍检查一下，一个单位一个单位检查一下，你那里有没有《胡杨泪》之类的事，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没有？尤其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种种“左”的遗留问题。
李荒同志的信中还提到：“我们现行人事制度的某些方面，又如何压制人才”。这是确实存在的。对于那些不合理的、不适应今天经济发展形势的人事制度，必须坚决予以改革。对此，中央作了有关决定，首先是下放管理权限。我们的组织、人事工作必须更好地为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必须更紧密地围绕经济工作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是个大题目，我这里只想提个小意见。领导机关制定各种政策时，是不能完全顾及个性因素和各种特例的，而且常常要规定一些确定的界限，诸如年龄、文化等。但在执行中，就必然要遇到是否允许有一定的弹性的问题。这就是如《胡杨泪》中反映的，指导教师无权录取自己中意的研究生，工人转干部的困难，尤其是调动的艰难，等等，大概都受既有规定的限制，而办不成功。当然，过去与现在，也并非全无弹性，弊病在往往只对有特殊关系者适用，而对如钱宗仁者，则是铁面无情。我们应该颠倒过来：不要再给那些光凭特殊关系者以破格照顾，而对于类似钱宗仁者，却须圆情度理，适当通融。关键就在执行者事事出以公心，还要有满腔热情。这方面，大家应当向阿克苏地委的宣惠良同志学习。
读后感想，只是就李荒同志信中提到的两点说了这么几句，其他应当从《胡杨泪》中得到的教训和启示，是很多很多的，希望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大家来讨论。
附记
在我刚刚结束这篇短文时，了解到新疆的领导同志和组织部门，在1982年就关心过钱宗仁调到高等院校任教的问题。同时有机会读到钱宗仁和他的支持者之一宣惠良写给《胡杨泪》作者的信。钱宗仁对作者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奇才”表示满意；宣惠良则因文中把他写得太好而多少有些不安，好象已开始听到一点流言。难道举才的伯乐也要遭到非难吗？但愿我这担心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