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对祖国抗日战争的支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华侨对祖国抗日战争的支援
我国华侨具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他们对祖国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抗灾救济以及投资建设，无不热诚支持，积极参加。在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侨被誉为“革命之母”。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广大侨胞更是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和祖国同胞一起，同仇敌忾，英勇奋斗，为了支援祖国的抗战，在财力、人力、物力各个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财力的支援。当芦沟桥的炮声传到海外时，广大华侨纷纷筹赈捐款，支援祖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南洋是华侨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加上有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统一领导和组织，所以在抗日救国的各方面工作，都作出突出的成绩。其次是美洲的华侨（南北美各国共有华侨二十多万人，占海外华侨总数的2％），抗日战争一开始，便迅速组织了“华侨筹饷会”、“抗敌后援会”、“华侨救国会”等救亡组织，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募捐活动。参加捐献活动的不仅有资本家，还有广大收入微薄的劳苦群众。
根据历年各方估计，战前华侨（包括世界各地）汇款，平均每年二亿五千万至三亿元。而1939年至1941年，平均每年的侨汇达国币十亿元以上。
人力与物力的支援。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不仅仅限于财力方面，他们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一开始，华侨青年中止学业，或放弃原来的职业，回国从军的在万人以上。当时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四分校特设华侨特别班。空军军官学校也招收华侨青年受训，仅菲律宾一地，就有六十二人参加了空军。许多华侨青年冲破重重难关，不远万里，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他们经过“抗大”等革命学校短训后，即奔赴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少人捐躯沙场。1940年4月，英勇牺牲于晋绥边区的李林（女），就是荷印华侨青年，她先后担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政委、一二○师雁北第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等职，她作战英勇，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贺龙将军称之为“民族女英雄”。
1938年底，广州沦陷不久，滇越铁路也被封闭，我国国际运输几乎断绝，国防军需几乎全靠新修建的滇缅公路（自云南的昆明经下关至缅甸的腊戍），该路全程千余公里，不但高山峻岭，崎岖险恶，而且工程初竣，路基未固。当时国内缺乏司机，南侨总会应西南运输公司要求，代为招募机工回国服务，前后几批共三千二百多名。此外南洋各地还有许多自发组织的机工回国服务。有的华侨听说八路军缴获了日军汽车，没有人驾驶，便组织服务团到香港，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开着华侨捐献的救护车，从香港经广州、长沙、武汉、西安，一直开到延安。
海外华侨还根据战时的需要，组织救护队，征聘西医，并配备药品及救护车回国服务。新加坡华侨林可胜，战前应聘回国任教于北平协和医学院。抗战爆发后，他送眷属回新加坡，随即只身回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后在贵阳图云关创办救护总站，除办医校及训练示范病房外，还附设药品及医疗器材制造厂。救护总站先后派遣了一百多个救护队去各个战区，为抗战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回国参战的华侨中，还有活跃在西北前线的华侨服务团，转战广东东江一带的东江支队的华侨青年，以及出生入死担任战地采访的华侨记者团。他们中不少人光荣牺牲在前线岗位上。
抗战初期，每年秋天都有征募寒衣运动，海外华侨也无不积极响应，如1939年，“南侨总会”接到电文后，仅月余就募得寒衣三十万套，折合国币五百多万元。至于国内急需的大宗药品如奎宁丸，产于爪哇，市场紧缺，“南侨总会”便转商荷印各慈善机关四十余处，购得五千万丸寄赠祖国。其它如救伤袋，仅妇女慰劳会菲律宾分会一处，便捐赠了十万个。
抵制日货，进行不合作运动等斗争。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侨便广泛发动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作为声援祖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一种斗争形式。“七七”抗战后有的地区成立了“抵制会”，进行广泛的宣传。有的还组织“青年铁血团”，秘密执行对奸商的制裁。这种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使日商受到沉重的打击。
在美国的华侨还发动“不供给运动”，劝阻华侨及美国人士，不将钢铁、五金等战争物资运往日本。
与此同时，在日营企业的华侨工人，也纷纷罢工、辞职，表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抗议。当时在马来亚，日本财团控制了相当部分的铁矿，雇用了大批华工，如星洲龙运铁矿公司雇有华工五千名。当华工得知铁矿石运回日本，用以制造屠杀祖国同胞的枪炮时，便集体罢工、辞职。这种爱国义举，首先由柔佛州的峇都巴辖日营铁矿的华工发动，不久，斗争的浪潮便波及其他各州的日营铁矿，使之受到沉重的打击。
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团结抗战。1938年底，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当时担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发表对日“和平”谈话，准备同敌人妥协。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立即以“南侨总会”名义，打电报质问。待确知汪精卫坚持对日妥协时，便公开谴责他的卖国罪行，并以国民参政员名义，打电报给正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议第二次大会，提出议案，建议确定：“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列入提案时文字上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当时担任议长的汪精卫在宣读这一提案时，脸色突然变得苍白。提案很快获得通过，人心大为振奋，全国舆论皆赞扬不已。著名记者邹韬奋说过：“提案的内容只是寥寥十一个大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9年冬，“南侨总会”发起组织了由南洋各属华侨筹赈机关代表组成的“回国慰劳视察团”（以下简称“慰劳团”），由六十六岁高龄的陈嘉庚亲自率领。“慰劳团”分三路深入到各个战区进行慰问视察。陈嘉庚本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阻挠，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地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去慰问。耳闻目睹，使他无限感奋，“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延安之行使陈嘉庚看到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回到南洋后，他不断揭露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事实，赞扬延安和边区的廉洁奉公，军民合作，同仇敌忾。通过“慰劳团”的巡回报告，大大提高了海外广大侨胞的思想觉悟，为尔后的支持祖国人民推翻蒋家王朝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正如当时延安《新中华报》社论所指出的：“所有这些直接、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以及对政府财政上的帮助，都说明了华侨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没有他们的努力，国内的抗战一定是更加困难的”。（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