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侯振亚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怀念侯振亚
董谦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侯振亚同志，在十年浩劫中，因蒙受“六十一人”冤案的株连，被“四人帮”迫害而含冤去世已整整十年了。我和侯振亚相识，是在四十年代围困沁源斗争的火线上。那时，他先任县委副书记，刘开基同志调延安学习后，他又接任县委书记。我作为新华通讯社太岳分社副社长，在两年半的围困斗争中，几乎都是随着沁源围困指挥部进行采访活动。我们就是这样结为“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的。侯振亚同志一生为党的事业奋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凡与他共过事的同志，现在每逢提起他，莫不表示衷心的钦敬和深切的怀念。
一
侯振亚同志1912年出生于河北省沙河县北俎村一个中农家庭。二十年代末，中国革命虽处于低潮，但由于内忧外患，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在侯振亚这样一位农村青年的心灵里，便开始滋长了一种对现实政治不满和苦无出路的情绪。
1929年，侯振亚以优异成绩考取大名第七师范后，有机会借阅一些进步书刊，并经常与知心好友在一起交谈对时事政治的看法，逐渐解除了思想上的一些苦闷，从而开始了对革命的憧憬和追求。1929年秋，侯振亚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9月，又经马宏灿、魏万昶两同志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便以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身分，跻身于革命者的行列，这时他还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学生。
侯振亚入党不久，就先后担任了大名七师党支部宣传委员和大名县委秘书等职务。到1931年暑假，党组织派侯振亚回沙河县成立县委会，并任中共沙河县委书记。他回到沙河后，就在两名党员的基础上，很快发展了几名新党员，把县委正式建立了起来。他还特别提出今后要注意发展农村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加紧了对革命的镇压。就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的那一天，由于叛徒的告密，侯振亚在课堂上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当即押往邢台监狱。国民党特务使尽了一切威胁、利诱、逼供的花招，都没能从他嘴里掏出一点关于党组织的秘密，最后只好把他作为政治要犯，由邢台押往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大批我党重要骨干力量，监狱里虽然戒备森严，但关不住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的心。侯振亚被关到这里后，非但没有因人地生疏而感到孤独，反而如同走进了新的集体，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他很快与狱中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并集体向党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在狱中，侯振亚积极参加狱中党支部成立的学习委员会，认真阅读进步书刊。后来，侯振亚同志回忆起当时在狱中学习马列主义书籍这一段情况时说，那时在外面都难以看到的马列主义著作，如《列宁主义概论》、《论民族问题》、《季米特洛夫在第三国际会上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以及《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的报告》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书籍，他却在狱中都看到了。
草岚子监狱虽在东北军法处直接统辖下已是法西斯式的统治，它却又接受了国民党南京军人反省院的办法，即每六个月对政治犯进行一次“审查”，经三次“审查”仍不反省的就枪毙。可是任何恐吓都吓不倒经过考验的坚强的共产党人。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除了一些本来就是动摇分子，如韩麟符等一些人叛变投降外，所剩上百位同志都一直坚持到底。侯振亚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后来监狱当局一而再地简化出狱手续，只要求在事先印制好的“反共启事”上按个手印，就可“获释”出狱。坚定的共产党人，认为按手印就是叛变，仍拒绝履行，没人去按手印。宁可坐穿牢底，也绝不屈膝投降！他们提出响亮的口号：“红旗出狱”，意即只有在革命胜利后，才能获得解放。
1936年夏，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华北原野，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迅速营救草岚子监狱这一大批党的骨干出狱，去领导和开辟群众抗日救亡工作，已成为一项特殊而又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共北方局征得中央的同意，两次指示监狱里的中共党支部，可按监狱释放政治犯的一般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出狱，指示并说：你们过去坚持不在敌人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是做得对的；现在形势变了，不履行这个“手续”，就将犯大错误。侯振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和其他难友集体出狱的。后来，侯振亚谈起他这段斗争生活时说：“我们坐了四年监牢，如同上了四年党校，初步懂得了什么叫马列主义，懂得了党中央为什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家的马列主义水平都提高了一步。”
二
1936年12月，出狱后的侯振亚，正在前门外一户居民家里等候分配工作。有一天，安子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来对侯振亚说：“山西有个牺牲救国同盟会，是个统一战线性的抗日组织，现在薄一波同志已同山西当局讲好条件，由他主持这一工作。现在，组织上决定你去太原参加这一工作，去后可以和薄一波同志取得联系。”
侯振亚去太原后正式参加了牺盟会，并担任了总会宣传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太原失守前，侯振亚被派往晋东南沁县牺盟中心区开辟工作。不久，晋冀豫区党委成立，又委派侯振亚担任中共辽县县委书记。他在辽县期间，同县委其他同志一起，建立了辽县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并通过该组织进行了动员、组织、武装群众，以及解决部队、游击队的粮食供应等工作；在旧县长临危逃跑后，建立了抗日政权，维持了社会治安；在农民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使党的工作深深扎根于农村。侯振亚在辽县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日寇侵入山西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同志亲自起草，由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了《农会组织章程》，很快掀起了农民抗日参战高潮。二战区司令长官本来跟薄一波同志有约在先，牺盟会的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抗日。但及至太原失守，广大群众奋起武装自卫时，阎锡山又惧怕群众起来控制不住。在1938年2月临汾会议上，他就犹豫起来，说：“农民组织起来是乱子，不组织是个空子”。针对阎锡山这种思想状况，侯振亚以牺盟会宣传委员身份，通过报刊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宣传斗争。他先后编写了《亡省后的东北》、《东北义勇军》等通俗读物，在《上党战旗》上发表了《牺盟会的作风问题》等文章，对发动群众坚持山西抗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41年秋，侯振亚调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区沁源县，先后担任沁源县委副书记、书记。1942年10月至1945年4月，是沁源围困最艰苦的岁月。在对敌围困中，老侯日日夜夜带领难民群众转战在深山密林，风餐露宿。特别是在他接任县委书记后，肩上压着千斤重担，许多关系到沁源人民命运的大事需经他运筹画策。就在他接任县委书记的当年秋季，已被日军占领一年多的沁源，又遭逢万余日军的“铁滚扫荡”，敌人象决堤的洪水一般，从沁源北部向南部滚滚压来。这时，我正从沁源围困指挥部转向地方采访，与老侯和县长张学纯一起，迎接了这次急风暴雨式的“铁滚扫荡”。我们已来不及靠近任何武装队伍，身边只有跟随张县长的一个通讯员。面临着这样危急的情况，老侯临危不惧，多谋善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得知“扫荡”沁源的日军已进至距县城二十里远的郭道、韩洪一线时，我们还在距县城十几里远的猴神岭的一个山庄上。此刻，时间就是生命，容不得半点犹豫。老侯当机立断地说：现在只有冒着风险迎着敌人的“扫荡”，就近向县城西北的大林区转移了，说不定还会和敌人的前哨部队遭遇。说完，我们一行三人，背起背包，拔腿就走。从猴神岭穿过西大道由新章村侧进入大林区中心地带时，天色已近傍晚。大林区人烟稀少，老侯到一个猎户家里传达了敌人“扫荡”的消息，用炒面充饥后，我们三人就分头钻到山沟的林波里。第二天黎明，敌人已从韩洪镇进据大林区的各条山梁上，大肆搜山，中间夹杂着汉奸的“老乡们，快出来吧，敌人已经退走了”的吆喝声。我们坐在山沟底下的林波里，屏息静听和辨别着山上敌人的吆喝声和脚步声。直到中午时分，广阔高深的大林区，又恢复了寂静。据观察分析，日军的“铁滚扫荡”已经“滚”过去了。下午，我们三人胜利地会合在一起。老侯精神还是那样抖擞，他和张学纯又在计议着反“扫荡”后的安抚救济工作了。他就是这样不知疲倦、不知危难地和群众生活、战斗在一起。
在历时两年半的围困斗争中，沁源军民对敌作战二千七百三十余次，实施地雷爆破五百八十余次，歼灭日伪军共四千二百多人。延安《解放日报》曾为此发表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称赞沁源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作为沁源县委主要负责人的侯振亚，在围困沁源的斗争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沁源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三
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照常理说，这时，国家需要和平，人民需要民主，国共两党也需要合作建国。但在战时一直躲在峨眉山上的蒋介石，却急于抢夺胜利果实，执意反共，拒绝和平，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面临着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只有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了。随着自卫战争的胜利，解放区迅速地扩大，新区急切需要大批干部。1947年，侯振亚从沁源调到中共太岳区党委，担任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科长，很好地完成了选调干部这一繁重的任务。全国解放后，广大新区更需输送成批的干部。1949年3月，组织上决定调侯振亚带领一个地区的班子南下福建，先后担任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厅厅长、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侯振亚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做党务工作。他在福建任职期间，在这方面做出了更为优异的成绩。1982年冬，我出差到福建时，和一些熟悉老侯的老战友谈起他的处事为人，莫不津津乐道这样几件事：
一是他虽是“老”字号的干部，但思想并不僵化，他比较了解知识分子、相信知识分子和爱护知识分子，并亲自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1957年反右派时，在省委组织部的年轻干部中，过去曾给领导提过意见的人顾虑重重。这时，老侯采取的方法是，一方面帮助他们解除顾虑，一方面自己主动向上级承担责任，最后省委组织部没有一个同志被划为右派。更值得令人怀念的是，他利用各种机会，与知识分子广交朋友，并多次过问和帮助解决了科技、文教、卫生界一批专家、教授的入党问题。这些难能可贵的做法，在十年动乱中，却受到无理的批判，成了他“招降纳叛”的弥天大罪。
二是说老侯当“官”没有“官架子”，始终保持和干部群众的联系，堪称人民公仆。平时，找老侯反映问题的人特别多，在办公室有人找，回到家里还是有人找上门来。为了把干部工作做到家，他还总结了一套经验。他常对党务工作干部说：“做组织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严于律己，待人诚恳热情，使别人体会到党的温暖。”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无论什么人来访，无论谈话的时间多么长，他从来不随便插话，而是一定要让别人把话讲完。即使别人讲得不对，他也十分耐心地听下去，然后再从爱护干部的立场出发，讲明自己的意见。1955年，侯振亚搬进新居，新居的地板上都铺有草席，既能防潮，又十分雅致。但老侯动员家人把它撤掉了。他说：“地板上铺席子，客人进门还得让人家脱鞋，这不是叫人家以后不要来找我吗？”
三是对干部的考查，不是靠档案，也不是靠听汇报，而是靠认真调查研究。解放初期，考察干部的任务非常繁重，到闽东和闽北的交通也很不方便。他每下去一趟，大都是靠两条腿步行，有时在路上要连续走几天。到福安地委所在地，需要翻过一座海拔一千多米的飞鸾岭，年轻人爬一趟都很吃力，而老侯却往返爬过好几趟。短短几年时间，侯振亚走遍了闽东、闽北各县，当时同志们都一致称赞老侯说：“他是来考察干部的，实际上他给干部带来了好样子。”
这样优秀的党务工作干部，正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可是在十年浩劫中，老侯也难逃揪斗的命运。在省委领导同志中，他受到的折磨是最重的一个，子女也受到了株连。但老侯虽然蒙受不白之冤，对党却始终一往情深，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他不仅自己坚信“历史是会还其本来面目的，真理永远在正义一边”，还勉励其他受迫害的同志说：“党是伟大的，个人受些委屈没关系，早晚党是会实事求是地弄清问题真相的。”在偷偷塞给探望他的女儿的小纸条上，老侯写道：“必须看到光明前途，不要想我，……你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前途都是光明的。”
1974年8月22日，侯振亚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含恨离开了人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六十一人”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侯振亚的沉冤也得到了昭雪。今天正值我们党开展全面整党的时刻，我们以十分沉痛和敬佩的心情纪念侯振亚逝世十周年，这对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品德和精神，搞好整党和改革，当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