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处理中国文学遗产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关于处理中国文学遗产
冯至
《人民文艺》第八十七期在一篇论白居易的文章的前边有一段编者的按语，按语里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已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开始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的财富。”这是一句使人兴奋的话。如今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了，我们长期埋没的文化遗产自然也要回到人民的手里。文学作品和艺术品本来都是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成果，但是在过去被统治者利用他们优越的地位掠夺去了。这些成果一入了他们的庭院，美丽的光彩便被蒙蔽，正义的声音便被搅乱了。所以人民在获得政权之前，由于憎恨统治者也往往憎恨到他们居住的宫殿，以及宫殿里陈列着的艺术品，并不问那些壮丽的宫殿是谁建筑的，艺术品是谁制作的。这种憎恨的情绪在革命过程中是自然的，甚而可以说是正当的。但是现在，人民的敌人消灭了，被统治者霸占多年的宫殿和艺术品又回到人民的手里。现在的天安门是多么雄壮，多么美丽！它是劳动人民一块砖一片瓦地建筑起来的，自从它落成的那一天起就被统治者盘据着，人们在它前边只感到畏惧和恐怖，如今我们在它前边走过，却没有一人不怀着无限的快乐与无限的希望，它随着人民政权的成立放射出埋没了数百年之久的光芒。
我们愿望我们所有的优秀的文化遗产，不管它们大得像龙门与云岗的石窟，或是小得像一首“锄禾日当午”五言绝句，都能像天安门一样，本着它们所有的热力，放出它们所能放射的光来。所以我们面对着它们，已经不是要不要，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怎样要，怎样处理，怎样使它们放出光来的问题。
自从我们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自从抗美援朝以来，中国的人民没有不感觉自己的祖国是可爱，是值得热爱的了。工人，农人，战士，知识分子，人人都自愿贡献出他最大的力量去保卫和建设这可爱的祖国。在这样的爱国高潮中我们祖先的一切创造也更引起人民的敬爱。近来我们读到不少颂扬和研究这些创造的文章，它们多少含有些肇端的，试探的性质，但它们预示着一个丰富的将来。加里宁在《论共产主义教育》里说：“苏维埃爱国主义乃是那些把我国人民推向前进的我们祖宗们之一切创造事业的直接继承者。”那么，我们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文化遗产，也由于我们深切意识到我们应该是我们的祖宗之一切创造的优良方面的直接继承者。
我们面对着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当然不是要不要接受，而是怎样接受的问题。我们不能讳言，在今天我们和我们的古典文学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这距离是由于两种现象造成的：一种是语言上的距离，许多古典名著的语言已经不是我们现代的语言，有些地方需要注释，而过去的注释家往往不但没有能够解释出它们语言的特质，反而给予很大的破坏；另一种是那些作品经过长期的封建统治，致使它们含有的意义被人曲解，模糊不清，无论多么美好的诗歌和散文，从表面看来都好像穿着一件不相称的封建的外衣，使人望而却步。——这两种现象所造成的距离如果不消除，那些文学遗产恐怕仍不免要继续摆在古老的尘封的书架上，很难能成为人民共有的财富。
要克服我们和我们古典文学之间的语言上的隔离，就需要适当的注释。但过去的许多注释家既不注意文学的发展，也忽略语言的变化，只把文字当作固定的东西来看。例如从前有人说，韩文杜诗无一字无出处，于是注释家就在他们的诗文里一字一辞都要找到所谓最早的出处，却不知韩愈的散文和杜甫的诗在他们时代里是大的发展，他们在语法上有许多新的创造。韩愈说，“惟陈言之务去”，杜甫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这都在说明他们要摆脱因袭，要把当代的新语言采用在自己作品里的努力。而低能的注释家却反过来给他们扣上一顶“无一字无出处”的帽子，好像是恭维他们，事实上是给他们一个最大的诬蔑。就以杜甫《石壕吏》开端的四句而论：“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写得又自然，又活泼，这正是杜甫所提炼的唐代的语言，我们现在诵读，依然感到那种新鲜活泼的语气。但是他的注释者仇兆鳌怎样注呢？关于“暮投”，他注作“谢灵运诗，冥投剡中宿”；关于“老翁”，他注作“陶潜诗，区区诸老翁”；关于“逾墙走”，他注作“战国策，曾子之母，投杼逾墙而走”；关于“出看门”，他注作“乐府东门行，投剑出门去”。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由于商务印书馆的翻印，流行最广，在旁的方面有它可取的地方，可是关于注解“出处”的这一部分却是笨拙可笑！他不知道杜甫许多诗句的“出处”是唐代的语言，而不是任何一部古籍。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诗集的注者用这个方法来注诗，不但不能使作品和读者接近，反倒使作品离读者更远了。这样的注法除了使人觉得注者费了些劳而无功的气力外，对于原作品和读者没有半分好处！
我们要使这些作品成为人民共同的财富，那么过去一些所谓“权威”的注本恐怕都要从新改编。一个注者对于一个伟大诗人的作品最重要的在于具有分辨的能力，他能深深地领会这个诗人的语言，分辨出哪些是因袭的，哪些是创造的。关于因袭的部分，尤其是从前任何诗人都不能避免的典故的运用，当然要注出它的出处；至于独创的，也就是诗人亲自从民间提炼的，注者则须给以阐明。这样，许多作品才会活泼泼地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通过语言来理解它们，接受它们。
但是这还不够。我们需要给这些作品一个新的评价。过去伟大的作品，只要一被人民爱好，便同时会被统治阶级利用，给它们附会上一些有利于统治者的意义。从前儒家对于《诗经》和《楚词》的看法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五四”以后，这种看法似乎改变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批评家，各就自己的立场和爱好来“欣赏”古人，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人人的眼前豁然开朗，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正确的尺度去衡量古代的作品了：凡是爱人民，为人民，具有一个完整的艺术形式的作品都是好作品，反过来说，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品不可能是好的。
这个尺度说出来不难，实际运用它去衡量却并不容易。过去广大的民间文学一向被人忽视，所以真正从劳动人民里产生的作品，除去诗经和乐府里的一部分外，在我们的历史里大多数都随着时代被忘记了。但是我们并不缺少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他们学习了人民的语言，体会了人民的生活与痛苦，写出伟大的著作：其中最辉煌的名字是屈原、杜甫、白居易、施耐庵……这些人。他们的出身或多或少都属于为统治者服务的阶级，（施耐庵我们在这里不提，因为关于他的身世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由于自身的遭逢与时代的不幸使他们得到机会与人民接近，他们本着诗人的良心写出来他们爱人民，为人民的作品。但是他们受了时代和阶级的限制，他们的作品不可能每一章都是为人民，站在人民的立场。相反地，写自己悲欢荣辱的还是占大多数，就是颂扬统治者，成为统治者的代言的，也在所难免。在统治者与人民中间他们常常感到极大的矛盾。这矛盾在旧日的封建社会里对于一个进步诗人是无法避免的，并且也只有进步的诗人才能感到；若是一个诗人只站在自己特殊阶级的立场，看不见人民的痛苦，安心于现状，还有什么矛盾可言呢？
我们若要阐明一些古典作家对于我们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努力去发现他们的矛盾，像是对于他们的语言一样，我们要从他们的作品里分辨出哪一些是进步的，哪一些是因袭的。我们不能只从一方面去看他们：既不能因为要表扬他们只强调他们进步的方面，而忘却批评他们落后的部分；也不能因为要批判他们而向他们提出他们在他们时代里不能办到的要求。例如白居易的《秦中吟》能使一般权贵读后切齿痛恨，是实在的情形，但若硬说这些诗能鼓动农民革命，就成为不切实际的夸张了。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为他的道家思想，饮酒携妓的生活（这当然要予以批判）而否定他的《秦中吟》与《新乐府》所发生的作用与在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意义。——我们对于文学遗产的处理，要审慎小心，不要成为反历史主义者。
但是我们也不是客观主义者。我们不要让它们死，我们要让它们活；不要让它们死在图书馆的书架子上，要让它们活在人民的心里。我们要让人知道，我们文艺界的祖先在他们那时的社会里曾经克制了什么样的困难，推进着文学向前发展，而他们又怎样不可能完全摆脱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有时呈露出狭窄与偏私。对于前者，我们表扬他们，学习他们；对于后者，我们批判他们，同时我们也自加警惕。这样，他们的真实才能显现出来，洗涤掉过去封建社会里在他们身上涂抹的泥垢。
这工作是一个朴实而又新鲜的工作。朴实是实事求是，从有限的材料中虚心研究古人和他当时的社会情况；新鲜是由于我们对于历史的新认识会从他们的作品里发现新的精神。但是朴实绝不等于像过去“整理国故”那样只满足于烦琐的考证；新鲜也不等于像一些西欧印象派的批评家似地用些自己的彩色油墨在古人的面上任意描画鬼脸。最后，我们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提出：在我们评介古典文学时，不要把我们正在发展着的新文学放在视界的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