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的心愿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二十年来的心愿
〔日本〕　多田正子
中国著名作家欧阳山先生的小说《高干大》的日译本，已经由诚文堂新光社出版，和日本读者见面了，我二十年来的心愿实现了。我作为译者，兴奋之余，总觉得应把这本书的翻译经过告诉给中国的广大读者。
1963年，我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了小说《高干大》。尽管书中有很多陕北方言土语我不怎么懂，但是书中的人物描写、故事情节却深深地吸引了我，打动了我，我一口气读完了它。
《高干大》描写的是在四十年代的延安一位叫高生亮的农民，依靠群众，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创办基层供销合作社的故事。主人公高生亮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而是到哪里都可以见到的一般群众。他时时依靠上级，却敢于和上级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进行斗争；他有时也相信鬼神，甚至很怕鬼神，却又能帮助一些落后的群众和愚昧、贫穷、迷信进行斗争。他废寝忘食、带病工作，心里装的是群众的事业。他有时哭有时笑，有时象个小孩，真可敬可爱。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实实在在的人。我很喜欢《高干大》这部小说，我热爱高生亮这个人。
我想，能写出这样感人作品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真恨不得马上见见欧阳山先生。我立即给他发了信，不过当时他给我的信却半途失去了。
过了十五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我从中国《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文章中，看到“欧阳山”三个字，又惊又喜，不能相信，就半信半疑地给他写了信，不久竟收到了他的回信。欧阳山先生熬过“文化大革命”还健在！现在竟给我回了信！他的信在我的生活中点亮了一盏灯火。以后，在他的同意和亲手帮助下，我开始翻译《高干大》。
因为我不是职业的翻译家，生来第一次译书，中文水平也不高，所以在翻译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如陕北的地形、方言、生活习惯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公粮、公债、公盐、变工队）等我都弄不明白，只好硬着头皮向欧阳山先生请教。我知道他工作很忙，眼睛不好，很不方便写信，但他每次都给我作了认真的答复。有时一次问不明白，还要问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直至完全明白为止。他总是很详细地解释当时的社会情况。
三年来，欧阳山先生就这样解答了我提出的一共三百多个疑难问题。由于是口述笔记，他的助手谭方明先生很辛苦。我想，在中国原著作家这样亲手帮助翻译出版日译本的作品，在日本是没听说过的。这使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幸福。
为了帮助日本读者了解延安，加深对《高干大》一书的理解，插图就显得非常重要。我想到了中国著名木刻家古元先生曾经参加过延安南区合作社的运盐队，南区合作社是《高干大》的故乡，那么请古元先生画插图不是再好不过吗？我鼓起勇气通过欧阳山先生向古元先生提出了正式请求。当时我心里真是提心吊胆，不过令人觉得意外的是他非常平易近人，他给我写了亲笔回信，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并给了我封面画与七幅插图，尤其使人感动的是，他根据我在延安时拍的几张相片，修改了两幅画。由著名作家亲手帮助翻译，又由著名画家特意画插图，这种情况在日本是连想也想不到的。
《高干大》是作者以延安南区社主任刘建章等人为模特儿创作的一部小说。参观南区合作社，拜访尚健在的当时的工作人员，了解当时的情况等，就成了我的夙愿。1980年夏天，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周扬先生的帮助下，我访问延安的愿望实现了。
在延安，我结识了原南区的书记刘世昌先生，原南区社的运盐队队长封世友先生与原南区合作社的副主任兼会计股长王耀明先生。他们给我详细介绍了南区合作社的历史。特别是王先生（小说《高干大》中描写的张四海的原型人物），和刘建章一块风雨同舟，亲如手足。他专程来延安，给我介绍了刘建章的为人，对我理解高生亮这个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使我感动的是他把刘建章1958年去世前夕，在西安看望他时赠他的一张相片转赠给了我。回日本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张连刘建章家属也没有的最后的唯一半身像，使我又感激又觉得十分过意不去。
回国后，我和王先生的儿子王增祥先生开始通信。我就《高干大》一书中的方言土语与当时的情况和他交换了意见，他总是很热情地回答我，我非常感谢他。
为了加深日本读者对《高干大》一书的理解，我想写一篇南区合作社的略史附在《高干大》之后，介绍给日本读者。延安报社的主编、《南区合作社史话》的编者之一苏若望先生，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多宝贵的帮助。
回想1963年第一次看到《高干大》盼望见到作者的激动心情，和1969年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取了“亮一”的名字来纪念高生亮的那一天；今天在我最尊敬的欧阳山先生的亲手帮助下，能够翻译出版《高干大》，不禁感慨万千！《高干大》书中描写的一些人物和帮助我翻译的中国朋友都已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子里，我怎么也不能忘记。
最后，我用在我离开广州时，欧阳山先生全家在机场送我时反复讲的话来结束本文，表示我的感谢：“真没有想到你竟能到我家来，希望你再来。广州冬天最好，有花市。我家的月季冬天最好。你春节时既然可以休息，一定再来。”
我一定再来，向指导、帮助过我的中国诸位先生和朋友当面致谢。
1984年8月10日
（本报有删节）